“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杨站长,希望你能够如实作个解答,以消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良猜想。”特派员突然一个转身,抬起了一只手,在那里上下敲动着。
特派员的目光紧紧盯着杨贵先,看来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了很久了。刚才的来回走动,或许就在考虑,是说还是不说,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问题抛出来而已。
“特派员尽管说好了,你是上级,主动跟我探讨问题,我哪有不积极配合的道理呢?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会如实地跟特派员作一个切合实际的汇报。”杨贵先倒是十分坦然地说。
他不惧怕什么,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国的事情,有什么害怕的。虽然工作没有大的成绩,但也不至于对不起党国,更不可能叛党叛国。除了这些,他杨贵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想想,为何刺杀‘弓长’之人非要用你的车牌号,而不用别人的,比如警察局局长?”特派员转过身盯着杨贵先。
杨贵先看了看特派员,看他那眼睛,一个劲地盯着自己,哪怕自己有任何细微的变化,就会引起其警觉地回应。
“我也只是猜想,他们觉得我是负责此项工作的负责人而已,经常会在海安城各处出现。用我的车牌号码,不会有人拦截阻拦,再一个,他们在哪里出现,别人都不会觉得奇怪。”杨贵先如是地说。
这种情况,事情一出现之后,他们就作过分析,而且理由就是这些。他们不可能用一个冒牌车牌号码来嫁祸于他,这么简单的布局,怎么可能能迷惑人呢?
“车子与车牌号码还在扣车场,哪天特派员可以亲自去查看一下。”杨贵先这样跟特派员说。
特派员还是在转着,他在思考着。现在去看已经晚了,要是在当时还行。这么长时间了,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作假,也有充裕的时间。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事情伪造不出来呢!
去现场察看,显然错过了时机,何必现在还去,授人以柄。此事有足够的疑点,尽管杨贵先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他并没有说清楚,别人冒充警察局长的车同样可以在城里畅通无阻,为何别人不那样去做。这一点,他杨贵先为什么不作出分析?
“好,权且像你说的一样。我想问你另一个问题:当初彩虹来海安城的时期,有一位部下给你带来了一个人,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将她放了,而且无声无息的?”特派员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最让杨贵先头疼与无奈,他无法解释清楚。他能说这个人是谁呢?一个熟人?那么这个熟人是谁呢?难道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还不能说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点中了杨贵先的穴位,让他动荡不得,左右为难。他能说那是江丙成的妻子吗?谁人会相信。江丙成的妻子早已病故,就是江红雷也是这样说的,那别人还有不信的?
死了的人还会再生?既然是江丙成的妻子,到了海安城为何不见江红雷,那她去了哪里?
而且江丙成的妻子明确地告诉过他,要他不要说她来过海安城,来了解过江红雷。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江红雷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去工作。这条理由成立吗?
如果说这个人不是江红雷的母亲,那又是谁?这不更说不清楚。这件事却是击中了杨贵先的要害,让他左右为难,无法解脱。
特派员问起此事来,杨贵先也只有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只是一个熟人,并无什么特殊价值。我们的人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人不是很熟,不像是海安城的人,便把她带到了站里。”
杨贵先也是很轻松地回答,他不能显得谨慎与紧张,那样更会给特派员错误的信息,似乎这个人很神秘,很重要,继续挖下去。那样,他杨贵先就真的有口说不清楚了。
“我想听到一个详细的解释,你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更不能削除我的疑虑。这个人是谁,再熟也得有个名,有个住址什么的。如果这个人在海安城,我们还可以见见的。”
特派员见杨贵先在这个问题上淡然处之,他反而觉得有问题,于是步步紧逼。
杨贵先觉得事情已经严重了,他到哪里去找来这个人。就是要说江丙成的妻子,江红雷的母亲,他也叫不来这个人,谁知道她现在在哪?尽管她自己说在上海,在上海哪里,还是在以前那个地方吗?可是她自己并未这样说过。
但是特派员现在逼得这么紧,他杨贵先也得有个万全之策为好。不过眼前,他得尽量拖延时间才行。
“我可以近期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人还是否回到海安城来,如果回来了,我叫她来这里就行。”杨贵先也只有这样回答特派员。
特派员也要求杨贵先尽快将这件事落实到位。他对杨贵先说:“说句实在的,就是在外面有什么外遇,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妻子不知道就行了。这事并不稀奇,三妻四妾的人还是有的,有什么关系呢?”
特派员也是故意这样说,他只是想让杨贵先不要那么紧张,放松一下,便把问题故意往这方面引导。
他也知道,杨贵先在这方面没有爱好,这是调查局上下都知道的事。况且来的这个女人的年龄较大,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貌美。
如果杨贵先有那么浪漫的话,事业也不会停滞不前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死板,钻牛角尖,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特派员对杨贵先的疑虑反而更大。不为女人,不为金钱,那是为了什么?
特派员想,共产党可能许愿给了杨贵先什么高官,他开始心动了呢?特派员想到了这一点,自己马上又否定了。杨贵先如果知道这样去钻营,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特派员的目光紧紧盯着杨贵先,看来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了很久了。刚才的来回走动,或许就在考虑,是说还是不说,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问题抛出来而已。
“特派员尽管说好了,你是上级,主动跟我探讨问题,我哪有不积极配合的道理呢?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会如实地跟特派员作一个切合实际的汇报。”杨贵先倒是十分坦然地说。
他不惧怕什么,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国的事情,有什么害怕的。虽然工作没有大的成绩,但也不至于对不起党国,更不可能叛党叛国。除了这些,他杨贵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想想,为何刺杀‘弓长’之人非要用你的车牌号,而不用别人的,比如警察局局长?”特派员转过身盯着杨贵先。
杨贵先看了看特派员,看他那眼睛,一个劲地盯着自己,哪怕自己有任何细微的变化,就会引起其警觉地回应。
“我也只是猜想,他们觉得我是负责此项工作的负责人而已,经常会在海安城各处出现。用我的车牌号码,不会有人拦截阻拦,再一个,他们在哪里出现,别人都不会觉得奇怪。”杨贵先如是地说。
这种情况,事情一出现之后,他们就作过分析,而且理由就是这些。他们不可能用一个冒牌车牌号码来嫁祸于他,这么简单的布局,怎么可能能迷惑人呢?
“车子与车牌号码还在扣车场,哪天特派员可以亲自去查看一下。”杨贵先这样跟特派员说。
特派员还是在转着,他在思考着。现在去看已经晚了,要是在当时还行。这么长时间了,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作假,也有充裕的时间。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事情伪造不出来呢!
去现场察看,显然错过了时机,何必现在还去,授人以柄。此事有足够的疑点,尽管杨贵先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他并没有说清楚,别人冒充警察局长的车同样可以在城里畅通无阻,为何别人不那样去做。这一点,他杨贵先为什么不作出分析?
“好,权且像你说的一样。我想问你另一个问题:当初彩虹来海安城的时期,有一位部下给你带来了一个人,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将她放了,而且无声无息的?”特派员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最让杨贵先头疼与无奈,他无法解释清楚。他能说这个人是谁呢?一个熟人?那么这个熟人是谁呢?难道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还不能说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点中了杨贵先的穴位,让他动荡不得,左右为难。他能说那是江丙成的妻子吗?谁人会相信。江丙成的妻子早已病故,就是江红雷也是这样说的,那别人还有不信的?
死了的人还会再生?既然是江丙成的妻子,到了海安城为何不见江红雷,那她去了哪里?
而且江丙成的妻子明确地告诉过他,要他不要说她来过海安城,来了解过江红雷。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江红雷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去工作。这条理由成立吗?
如果说这个人不是江红雷的母亲,那又是谁?这不更说不清楚。这件事却是击中了杨贵先的要害,让他左右为难,无法解脱。
特派员问起此事来,杨贵先也只有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只是一个熟人,并无什么特殊价值。我们的人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人不是很熟,不像是海安城的人,便把她带到了站里。”
杨贵先也是很轻松地回答,他不能显得谨慎与紧张,那样更会给特派员错误的信息,似乎这个人很神秘,很重要,继续挖下去。那样,他杨贵先就真的有口说不清楚了。
“我想听到一个详细的解释,你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更不能削除我的疑虑。这个人是谁,再熟也得有个名,有个住址什么的。如果这个人在海安城,我们还可以见见的。”
特派员见杨贵先在这个问题上淡然处之,他反而觉得有问题,于是步步紧逼。
杨贵先觉得事情已经严重了,他到哪里去找来这个人。就是要说江丙成的妻子,江红雷的母亲,他也叫不来这个人,谁知道她现在在哪?尽管她自己说在上海,在上海哪里,还是在以前那个地方吗?可是她自己并未这样说过。
但是特派员现在逼得这么紧,他杨贵先也得有个万全之策为好。不过眼前,他得尽量拖延时间才行。
“我可以近期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人还是否回到海安城来,如果回来了,我叫她来这里就行。”杨贵先也只有这样回答特派员。
特派员也要求杨贵先尽快将这件事落实到位。他对杨贵先说:“说句实在的,就是在外面有什么外遇,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妻子不知道就行了。这事并不稀奇,三妻四妾的人还是有的,有什么关系呢?”
特派员也是故意这样说,他只是想让杨贵先不要那么紧张,放松一下,便把问题故意往这方面引导。
他也知道,杨贵先在这方面没有爱好,这是调查局上下都知道的事。况且来的这个女人的年龄较大,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貌美。
如果杨贵先有那么浪漫的话,事业也不会停滞不前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死板,钻牛角尖,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特派员对杨贵先的疑虑反而更大。不为女人,不为金钱,那是为了什么?
特派员想,共产党可能许愿给了杨贵先什么高官,他开始心动了呢?特派员想到了这一点,自己马上又否定了。杨贵先如果知道这样去钻营,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