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2月后,达尔富尔地区因为明年1月大选的临近,各武装派别的争斗越发激烈,安全形势也越发紧张了。
    一些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事件也多了起来。
    联非达团刚刚通报了一起印度士兵受袭事件。受袭的两名士兵,一死一伤,武器也被抢了,凶手却还没有查出来。
    战区司令部因此严令,凡是文职人员和后勤保障部队,出军营时都必须有战斗部队保护。
    中国维和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在为联合国维和官兵提供医疗服务之余,也有在周末休息日到市区外的村庄和难民营为平民义诊的习惯。
    虽然一般情况下,医护人员在这个战乱之地很受尊敬,交战双方都默契地不去伤害他们。但是,在最近这个特殊的时期,司令部也不敢怠慢,还是规定了中国医生们近期只能在市区内义诊,并安排了蒲英带队负责接送。
    考虑是在市区内活动,蒲英就没有安排装甲车,只是开了两辆越野车,带了六七个女兵,在星期天的早上,来到了中国维和医院的门口。
    医疗队的上校队长胡医生一见到蒲英就说:“蒲队长,你们来得正好,帮我们搬一下医疗物品吧?”
    “没问题。”
    蒲英手一摆,向车上招呼道:“姑娘们,下车!帮护士姐姐们搬东西喽!”
    “好嘞!”
    女兵们比起护士姐姐来,自然有力气多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她们就把那堆积如山的药箱和沉重的仪器箱子,都搬上了救护车。有些装不下的,还放到了她们开来的防弹越野车上。
    蒲英搬了两件,再看看周围也在尽自己所能搬东西的医生护士,忽然问护士长:“牛姐,怎么没看见我同学啊?这种时候,他这个唯一的男护士。怎么不来帮忙?”
    “你是说穆奇啊?”牛护士长四下里看了看,说:“眼科的刘大夫也不在!穆奇一定是去帮他收拾东西了。我们队里的人,就属刘大夫最磨磨蹭蹭的了,偏偏他的器械还最多……”
    “哦。那我去看一下,看能不能帮上忙吧。”
    蒲英说完,招呼着黄韶容,两人一起走进了医院,向着眼科门诊走去。
    刚走过走廊拐角处,就碰见两个男人合力抬着两个大箱子走了过来。
    “母鸡!要帮忙吗?”蒲英叫了一声。
    “哎呀呀,英子啊!”
    一个身材瘦削的少尉男军官,从箱子后露出头来,惊喜地说:“及时雨啊!快来搭把手!”
    这位名叫穆奇的男护士,小时候也曾和蒲英做过邻居。关系虽没有俞文浩那么亲近,也算得上是发小了。
    蒲英那次被山江市的流氓打伤时,正是当时还在医院当实习生的穆奇通知了俞文浩,才让这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男女能够久别重逢。
    不过,蒲英是后来才知道穆奇在市医院的。她因为一堆麻烦事缠身,也就没有顾得上和穆奇见面叙旧。
    之后蒲英回到了部队,因为保密和出任务,和俞文浩的联系都很少,甚至自然而然地断了联系,所以她一点都不知道穆奇毕业后就参了军,在飞龙师师医院当了一名手术室的男护士。
    这一次。蒲英还是到达尼亚拉超级营地后,才邂逅了已经随同医疗分队先期抵达维和营的穆奇少尉。
    蒲英感觉,穆奇虽然和小时候那个不爱学习的淘气男孩不太一样了,但是咋咋呼呼的性格还是没怎么变。
    她有些奇怪他怎么会想到参军的,穆奇告诉她,就是因为蒲英的遭遇让他对部队很好奇。于是在征兵的时候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报名了。没想到,很顺利地就被部队接兵的干部看上了,到了部队后也很快提了干。
    蒲英又问他,来部队后感觉怎么样?后不后悔?
    “有啥可后悔的?”穆奇问。
    “男护士可是很俏的,在地方医院的收入应该比部队高不少。也不用跑到非洲来吃苦啊。”
    “非洲有啥不好的?”
    穆奇笑呵呵地说:“这里的天地多宽广啊,景色多壮丽啊!就跟动物世界里拍的一模一样。我给家里打电话时都说,非洲太美了,我都想在这儿定居下来了。你说,要不是当兵,我哪有机会到非洲来旅游一趟呢?我怎么会后悔呢?”
    蒲英被他的话逗笑了。
    她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确是那么跟家里说的。
    因为女兵队的姑娘们,在给家里打电话时,也是一个劲地说非洲的风景多么壮丽,日出日落多么壮观,夜晚的星空多么浩瀚,还有那些野生动物是多么的多!
    她们还会说,在联合国营地里,吃的住的都很好,饮用水足够,还有空调。
    但她们绝不会跟家里说,这里一到晚上,营地探照灯前总是能招来前赴后继飞蛾扑火的蚊虫,早上起来一看,地上的虫尸真是成了尸山尸海。
    她们也不会说,这里一刮风,就是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不会说,室外高温五六十度时,室内即使有空调,气温也是不下三四十度;更不会说,联合国配发的作战口粮吃得人都想吐,想吃点新鲜蔬菜却很难很难,吃根黄瓜就跟过年一样了……
    所有出国的中国维和官兵,都是一样的,不约而同地向家里只报喜不报忧,把非洲说得都和天堂一样了。
    只不过,女兵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还是会边说边掉泪。
    一挂了电话,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她们想家啊!
    都是二十岁上下、吃着蜜糖长大的年轻姑娘,头一次离家万里,却来到一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家里的好,就更让人想念了!
    要不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谁会愿意来到这个鬼地方啊!
    蒲英没想到的是,穆奇跟家里说的那些话,却是发自内心的。
    不过仔细一想,他是个无牵无挂的单身王老五,又是个大大咧咧的男生。不像女兵那么想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穆奇在蒲英的印象中虽然不那么靠谱,但是在维和医院里的表现却很好。医生队长和护士长对他的评价也都很不错。
    他虽然看着比较瘦,但是比起读书读得太多的男医生和娇弱的女护士,还是要强壮一些,自然就成了医疗分队里很受欢迎的壮劳力了。
    这一次,穆奇就是主动去帮眼科的刘博士,搬那些眼科检查仪器。
    既然老同学蒲英来了,穆奇也就一点不客气地使唤起这位女上尉了。
    结果,他和刘博士两人抬的时候都累得吭哧吭哧的大箱子,蒲英和黄韶容却一人一个,轻松地扛在肩膀上。就朝外走了。走时,两人的脚底还能保持着一致的富有节奏感的齐步步伐。
    这让穆奇和刘博士都为自己身为男人却这么没用,而感到惭愧了。
    没过多久,医疗队就在女兵们的护送下,在请来的向导兼翻译的带领下。来到了市内的一家平民医院。
    中国的医生护士们,也都曾经想过,因为战乱和贫穷,这里的医院条件可能不会太好。
    但是,实际看到的情况,还是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循着向导指的方向,大家怎么也没发现医院的影子。只是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院坝。
    那里面有一栋老旧的水泥砖瓦小楼,还有几座草棚子和几棵树,一些非洲妇女抱着孩子,就坐在树下和草棚边上。
    这里乍一看,很像难民营。
    只有大门口一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老式救护车,让大家终于确定。这里真的是一家医院!
    这就是市内唯一一所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
    可它居然连基本的病房都没有!
    大树底下就是孩子们的病房,妈妈的怀抱就是孩子们的病床!
    中国医生们震惊了,蒲英和女兵们也震惊了。
    因为尼亚拉也算是苏丹比较大的城市了,行政划分上几乎相当于中国的省会城市,可它这里的医院条件竟然简陋到连乡卫生所都不如的程度。
    之前蒲英听说苏丹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时。还觉得苏丹穷是穷,但这一点就做得比中国好多了。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个免费医疗法啊!
    这时,那些抱着病孩的妇女们,看到这些头上戴着蓝色贝雷帽、手臂上戴着红十字袖章的人,知道他们是联合国的医生后,都纷纷围了过来,用阿拉伯语急切地说着“医生!救救我的孩子!”之类的话。
    蒲英急忙上前帮着维持秩序,让她们别着急,至少等医疗队把就诊桌、仪器什么的先架起来再说。
    在她和向导的疏导下,病人们开始在指定的位置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穆奇一边搬桌子,一边对蒲英说:“行啊英子!连阿拉伯语都会说了。”
    蒲英笑了笑:“工作需要嘛。”
    特种兵的特殊使命,要求蒲英她们至少精通两三种语言。
    除了英语之外,蒲英的藏语也不错。维语,一开始和日语、俄语一样,只会简单的对话。不过自从冯垚去了信奉伊斯兰教的l国后,蒲英受他的影响,也在阿拉伯语上花了大力气学习,现在已经成为她掌握的熟练水平仅次于英语的外语语种了。
    穆奇羡慕地说:“有空教教我啊。”
    “没问题。”
    两人正说着话,就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头发有些发白的黑人男子,从那栋老旧的小楼里走了出来。
    他一路分开等着看病的人群,走到了正在搭台子的蒲英等人面前。
    蒲英用阿拉伯语问:“你是这里的医生吗?”
    “是的,我叫巴赫特。欢迎你们,来自中国的朋友。”来人竟然说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蒲英一愣,仔细看了看他——没错啊!黑黑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扁扁的鼻头,典型的非洲人长相,肯定不是中国人。
    旁边的穆奇已经惊喜地叫了起来:“咦!你怎么会说中国话?”
    “我在中国生活过十多年,还是在上海医学院学的医。我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巴赫特说。他曾经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在上海医学院留学,主修的妇产科。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行医,当苏丹内战停止后,他就舍弃了国外的舒适生活。回到了苏丹。
    在这家平民医院工作,巴赫特拿不到一分钱工资,完全是靠着自己在国外的积蓄维持生活,并且还要支撑着这家医院的运转。
    穆奇不禁问:“你这么做,图的是什么?”
    老巴赫特有些腼腆地说;“我的中国老师告诉我,医生是白衣天使,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直记着这话,现在苏丹不打仗了,我就回来,为我的人民服务!你们从中国那么远来到这里。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也谢谢你们!”
    穆奇冲他竖起了两个大拇指。
    蒲英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对老巴赫特医生的人格也是非常敬佩。他所信奉的为人和行医的基本信条,本来是中国医生传给他的,但是他却做得更好。
    巴赫特还告诉中国维和官兵,这所平民医院其实和中国很有缘。
    院内的那座小楼。其实就是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帮助建造的。当时,还来了一支17人的中国医疗队,帮助这里开设了内科、外科、眼科等科室。
    在中国医生的帮助下,这家医院的水平当时是邻近几个省中水平最高、名气最响的。
    后来中国医生走了,苏丹内战爆发了,这里才破败衰落成这个样子。
    现在医院里只有4名医生5名护士,还缺少药品。对平民的很多疾病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诊治。
    维和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也发现了,这家医院的一些医疗仪器设备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基本上都成了废铁,不能用了。
    看到这种情况,随队的医疗器械师什么也没说,埋头就开始修理起来。
    终于。医院内那台什么都照不出来的b超机,在他的手下起死回生,可以照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图像了。
    巴赫特医生马上领着一名大肚子的孕妇过来,要做第一个检查者。
    那孕妇都已经过了预产期好几天了,前几天肚子里还有胎动。现在却没了动静,所以巴赫特医生很是担心。
    医疗队的胡队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内外妇儿检验检查各个方面的业务都能拿得起来。
    他亲自给孕妇做了检查后,遗憾地告知巴赫特,胎儿已经死在腹中了。
    老巴赫特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异常采取措施救治而感到非常难过。
    他揉着眼睛对胡队长说:“我要是会用这个b超机就好了!你能收下我吗?”
    胡队长被这位比自己年龄还大的老医生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满口答应,并现场开始了教学。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很快就全面地展开了,几乎每个科的医生和负责发药打针治疗的护士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蒲英则带着女兵们,负责起了维持秩序和导医分诊的工作。
    大概因为中国医生来义诊的消息很快被病人们给传了出去,来这个医院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不要说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就是蒲英和女兵们也因为大声说话,说得都口干舌燥了。
    蒲英因为主要负责分诊,所以对这里的病人和病种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来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发烧,发烧的病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疟疾。尤其是儿童,死于疟疾的很多。很多妇女抱着发烧的孩子来就医的时候,都会提到她已经有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已经死于疟疾了。
    这时候,蒲英才会深切体会到牛护士长说的“非洲每三十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亡”是什么概念了。
    悲惨的不仅是儿童,成年人的身上也往往不止一种疾病。
    就因为这里缺医少药,他们要么不知道是什么病,要么知道了也治不了,只好硬挺着。
    最为严重的是妇女们,她们身上的病往往更多更重。
    因为,当地一些部落的风俗是女人不能让男医生看病,所以很多住得边远的部落的妇女听说有女军医来看病,都不怕辛苦地赶过来。请中国的白衣天使们给她们看病。
    中国女医生们发现,这些非洲姐妹普遍早衰得厉害。她们知道,一是因为过早过多的生育,二是因为疾病缠身。才让这些非洲姐妹们饱受着苦难的折磨。
    同情心、责任感,驱使着中国医生护士们不知疲倦地为非洲平民们服务着。
    蒲英却对院坝里越来越多的、只见增多不见减少的病人数目,忧虑了起来。
    这么多病人,中国医生们今天能看完吗?
    联非达团可是有宵禁的规定,早七点到晚七点之间,所有维和人员都不能在营地之外活动的。
    她去问胡队长怎么办时,胡队长也只是看了看院子中黑压压的人群,说了句“让大家都加快效率,能多看几个是几个吧!”。
    蒲英觉得这也不是办法,便决定按自己的办法来了。
    她从病人之中挑出几名年轻力壮、病得并不严重的男子。并且都是上过学、会说一些英语的人,首先向他们保证了最后一定给他们看病,并给他们最好的药,然后请他们帮着维持秩序。特别是发药这一块,之前由于语言不通。护士们都要花费半天工夫给苏丹老乡们连说带比划地讲半天。
    女兵们则接替护士们打针输液的工作。她们也是受过基本医疗救护操作的,都可以在战时给自己动个清创缝合的简单手术,甚至还学过切除阑尾。现在情况紧急,蒲英也就管不了那么多,让她们都无证上岗,干起了护士的工作。
    护士们这下就可以腾出手来帮着医生去做手术了。经验丰富的老护士,还可以当半个医生用。像那些症状典型的疟疾疾病就不用医生看了,直接由护士看了就可以发药了。
    经过蒲英的安排梳理,医疗队的人手等于增多了一倍还多,看病的效率自然大大提高了,特别是手术开展的也比预期的多得多。
    所有的长龙队伍都在缩短,只有眼科前面排的长龙变化不大。
    因为眼科的专科性质实在太强。病人又特别多,检查和治疗都只能靠刘博士一个人。就是巴赫特医生把本院一名兼职看眼科的医生喊过来,也还是帮不上什么忙。
    蒲英过去一了解,才知道这里的眼病很多是刘博士以前都没见过,或是只在文献上看过的病。比如。一种由河里的寄生虫引起的眼盲症,就是只有在苏丹地区才流行的眼病。
    这样的疑难杂症一多,刘博士看病自然快不起来。
    那名兼职的莫斯诺医生还说,今天还是刘博士来坐诊,他才知道了好多眼病该怎么治,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蒲英一看,还真是没什么好办法了,只好和莫斯诺一起,先把排队的病人的基本病症都先登记下来,并和他们约好下个周末再来看病。
    这个义诊日,中国医生们就跟打仗似的,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只有在口干得不行时才喝了几口水,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病了。
    当黄昏时分,蒲英等人再三向病人们保证了下周末还会再来义诊的,并将他们都送出了医院门口之后,所有的人才发现肚子里怎么叽里咕噜的?
    原来他们忙得都忘了吃饭。
    巴赫特医生愧疚地邀请中国医疗队去他家中吃晚饭,胡队长却呵呵笑道:“不用了,我们今天向你学习,也为人民服务了一回!”
    “为人民服务也要吃饭啊!”
    “没事,我们可以回营再吃。再说,马上快七点了,我们不敢违反宵禁的命令。”
    “这……”巴赫特还是一脸过意不去的样子。
    蒲英笑着走过去,握住了巴赫特的手,“老巴,你不用觉得抱歉,我们的医疗队以后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帮你看病,还要教会你和莫斯诺使用医疗仪器!大家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去你家做客吃饭!”
    “那太好了!”巴赫特和莫斯诺这才高兴地笑了。
    这次义诊,中国的医生护士们都觉得和之前去难民营和乡村的那些义诊,不太一样。
    因为这一次,他们不仅仅是施与者,也是收获者。
    在一个贫穷国度的普通医生身上,不仅仅是中国的医生护士们,蒲英和手下的女兵们也学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在自己的国度里人们都已经羞于提起甚至遗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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