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白佑彬能够看穿陈锦宽的心思，他就不是海军中校，陈锦宽也不是海军元帅了。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陈锦宽想借机搞垮李玉民，因为在海军中，李玉民对陈锦宽的元帅地位威胁最大。别说白佑彬这些年轻军官，就连卫延年，陈锦宽最信任的海军总参谋长都只看出了这一点。
显然，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这些人的估计。
七十二年（40年）二月七日，就在李玉民主动递交辞呈，辞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转为预备将领的第五天；陆战队攻克棉兰老岛北部重要港口，也是日军最后一个大型据点卡加延-德奥罗的第二天，身体基本康复的陈锦宽返回海军司令部，重新执掌帝国海军。
八日，李玉民在家上吊自杀，虽然被副官及时发现，但是在送到医院之后也因为大脑长时间缺氧成为了植物人。从此，以李玉民为代表的东洋系逐渐淡出了帝国海军，众多东洋系军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同一天，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陈锦宽发布了帝国海军改制计划。
按照该计划，帝国海军将率先采用战区制，舰队则统一由海军司令部与总参谋部掌管与指挥，并且由总参谋部根据战争情况进行组编。
当时，陈锦宽将海军主导的战场划为了五个战区，即西太平洋战区，南方战区（后来包括东南亚、澳洲、南太平洋与西北印度洋），中西战区（后来包括西北印度洋、阿拉伯半岛、地中海与北非），北大西洋战区与南大西洋战区（后来包括了南大西洋、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南美洲，所辖面积为各大战区之首）。
各个战区都设独立的战区司令部，其主要职责为策划战役行动，指挥与协调参战部队。
也就是说，各大战区司令部只有军事指挥权，而没有人事调动与任免权。显然，战区司令部是纯军事职能的部门，其影响力远远不如舰队司令部。
战区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帝国海军打赢战争奠定了基础。
后来，萧鼎昆在海军的战区制度上，确立了帝国海陆两军的战区制度，并且让陆军也规划了相应的战区，并且明确了各个战区的重点（即指挥权到底属于海军还是属于陆军，或者陆战队），从而为海军、陆军与陆战队联合作战奠定了基础。
从这一点来看，帝国海军在创新方面再次走在了陆军的前面。
与战区制并行的就是舰队改组。
以往，舰队都属于舰队司令部，即便是在规划新战舰的设计与建造，新战舰的分配方面，总参谋部与海军司令部都得给舰队司令部面子。显然，在帝国海军独步全球，无人能敌的情况下，这一制度的问题并不大。现在却不再适合新的情况，要想使帝国海军发挥出全部潜力，就必须集中利用有限的资源。
集中管理与编组舰队是提高舰队战斗力与作战效率的有效办法。
按照陈锦宽的规划，所有战舰都直接隶属海军司令部，作战行动上则由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挥，或者是委托战区司令部指挥（实际操作中，基本上都是由战区司令部指挥，总参谋部只负责调动与派遣舰队）。
当时，陈锦宽没有提出改组的细节规划，最后的工作是由卫延年完成的。
舰队的管理分为行政与作战两部分，行政管理权由海军司令部负责，并且下设舰队行政管理处，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战舰的设计与建造，战损维护，人事安排等。因此整项改革设计到彻底改变海军司令部的职能机构，比如严国荣的后勤装备处就需要分出一部分来，所以这项改革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最终完成。
作战管理权则由总参谋部掌握，主要涉及舰队编组，调动，任务派遣等。
相对而言，作战改革比较容易，毕竟这是提高舰队战斗力的关键，所以在当时就确定了下来，并且很快得到了实施。
按照卫延年提出的方案，今后帝国海军的舰队将全部采用数字编号。
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在东面战场上活动的舰队为单数编号，在西面战场上活动的为双数编号，且各战区都有对应的编号。比如受西太平洋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一舰队，受南方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三舰队，受中西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二舰队，受北大西洋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四舰队，受南大西洋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六舰队。如果某支舰队在战区间调动，其编号自动改变。比如某支舰队在西太平洋战区指挥下执行作战任务时，其编号为第一舰队，转移到地中海作战，受中西战区指挥时，其编号自动变更为第二舰队。
在此基础上，各舰队下设分舰队，并且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比如在改组前，快速战斗群属于太平洋舰队，改组后，太平洋舰队改编为第一舰队，而快速战斗群则为第12舰队，第11舰队则是主力战斗群。
各分舰队下的战舰编队则在分舰队编号后加以注明。
比如，快速战斗群的战列舰编队今后就应该称为第12-1战列舰舰队，如果增添新的战列舰，并且编为独立的战列舰编队，则顺次为第12-2战列舰舰队。
不说这套新的作战指挥体系是否更加有效，仅各舰队的编制就比以前要清楚得多。
可以说，此时是陈锦宽对海军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最好时机。
李玉民倒台之后，东洋系在海军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几个能够说得上话的将领都是人人自危，谁还敢跟陈锦宽对着干，敢对陈锦宽的改革说不？
南洋系是既得利益者，就算陈锦宽的改革动了他们的“蛋糕”，在对比东洋系的悲惨遭遇之后，那些心怀不满的将领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发表反对意见。
说白了，陈锦宽之前没有推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两大派系的阻力太低。
如果在此之前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但东洋系会坚决反对，南洋系也不会支持陈锦宽，结果肯定是徒劳无功，甚至会动摇陈锦宽在海军中的地位。
当然，从根本上讲，这次改革针对的仍然是东洋系。
虽然李玉民倒下了，但是他最多只能算是东洋系这颗大树的地上部分，其地下的根基并没有受到动摇。以东洋系的影响力，要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下一个“李玉民”。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要对付下一个“李玉民”，肯定更加棘手。
通过这次改革，陈锦宽彻底打破了海军的原有格局。
也就是说，不管是东洋系还是南洋系的军官，都离开了原来的“坑”，与以往的关系彻底决裂，今后得听海军司令部与总参谋部的调遣。显然，两大派系的军官明智一点的话，都会找到新的效忠对象。
可以说，陈锦宽这次改革是一举三得。
首先提高了海军的战斗力与作战效率，其次彻底打垮了对他最有威胁的东洋系，最后高度集中的权力提高了他在海军中的威信。
当然，从帝国的角度讲，这轮改革绝对是有益无害的。
陈锦宽提高的只是他在海军中的威信，从根本上对萧鼎昆没有威胁。再说了，海军实力的提高，是帝国打赢战争的根本保证。如此一来，萧鼎昆不但不会反对陈锦宽的改革行动，还会全力支持。
后来，萧鼎昆就是因此暂时放弃了合并海陆两军指挥权的计划。
从这一点来看，陈锦宽的改革还起到了“自保”的效果。其实当时海陆两军低下的作战效率已经让萧鼎昆非常不满了，如果不尽快推行改革，并且提高作战效率，恐怕海陆两军元帅的大权都将不保。
此时，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怀疑陈锦宽的政治能力了。
当时，甚至有传言，说陈锦宽并没有病，是在装病。通过装病，陈锦宽不但避开了“李玉民事件”产生的影响，还让东洋系与南洋系的将领都订着元帅的位置，降低了防备，结果在陈锦宽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两大派系的将领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根本无法采取应对措施。
当然，白佑彬知道，陈锦宽绝不是在装病。
只不过，这是不是陈锦宽在借势推行改革，白佑彬就不好说了。
作为南洋系军官，白佑彬最初的时候对陈锦宽的“突然袭击”也有所抵触。说白了，一下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谁都难以立即接受。
只是，白佑彬属于最先看到好处的那批年轻军官。
通过这次改革，不但两大派系的高级将领被剥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还让几乎所有年轻军官看到了希望。
虽然门系出身的影响并没有从海军中立即消失，但是在新的体制下，决定军官晋升与前程的决定因素不再是关系网，不再是家族背景，不再是出身豪门，而是其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是其个人素质。
大概也正是如此，在这场海军内部的无声风暴中，几乎所有有才能的年轻军官都站到了陈锦宽的一边，并且用实际行动支持了陈锦宽推行的改革。
正是年轻军官几乎集体“倒戈”，那些反对改革的高级将领才不得不忍气吞声。
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陈锦宽才敢于在这个敏感时期，特殊时期推行如此大规模，如此彻底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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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陈锦宽想借机搞垮李玉民，因为在海军中，李玉民对陈锦宽的元帅地位威胁最大。别说白佑彬这些年轻军官，就连卫延年，陈锦宽最信任的海军总参谋长都只看出了这一点。
显然，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这些人的估计。
七十二年（40年）二月七日，就在李玉民主动递交辞呈，辞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转为预备将领的第五天；陆战队攻克棉兰老岛北部重要港口，也是日军最后一个大型据点卡加延-德奥罗的第二天，身体基本康复的陈锦宽返回海军司令部，重新执掌帝国海军。
八日，李玉民在家上吊自杀，虽然被副官及时发现，但是在送到医院之后也因为大脑长时间缺氧成为了植物人。从此，以李玉民为代表的东洋系逐渐淡出了帝国海军，众多东洋系军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同一天，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陈锦宽发布了帝国海军改制计划。
按照该计划，帝国海军将率先采用战区制，舰队则统一由海军司令部与总参谋部掌管与指挥，并且由总参谋部根据战争情况进行组编。
当时，陈锦宽将海军主导的战场划为了五个战区，即西太平洋战区，南方战区（后来包括东南亚、澳洲、南太平洋与西北印度洋），中西战区（后来包括西北印度洋、阿拉伯半岛、地中海与北非），北大西洋战区与南大西洋战区（后来包括了南大西洋、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南美洲，所辖面积为各大战区之首）。
各个战区都设独立的战区司令部，其主要职责为策划战役行动，指挥与协调参战部队。
也就是说，各大战区司令部只有军事指挥权，而没有人事调动与任免权。显然，战区司令部是纯军事职能的部门，其影响力远远不如舰队司令部。
战区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帝国海军打赢战争奠定了基础。
后来，萧鼎昆在海军的战区制度上，确立了帝国海陆两军的战区制度，并且让陆军也规划了相应的战区，并且明确了各个战区的重点（即指挥权到底属于海军还是属于陆军，或者陆战队），从而为海军、陆军与陆战队联合作战奠定了基础。
从这一点来看，帝国海军在创新方面再次走在了陆军的前面。
与战区制并行的就是舰队改组。
以往，舰队都属于舰队司令部，即便是在规划新战舰的设计与建造，新战舰的分配方面，总参谋部与海军司令部都得给舰队司令部面子。显然，在帝国海军独步全球，无人能敌的情况下，这一制度的问题并不大。现在却不再适合新的情况，要想使帝国海军发挥出全部潜力，就必须集中利用有限的资源。
集中管理与编组舰队是提高舰队战斗力与作战效率的有效办法。
按照陈锦宽的规划，所有战舰都直接隶属海军司令部，作战行动上则由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挥，或者是委托战区司令部指挥（实际操作中，基本上都是由战区司令部指挥，总参谋部只负责调动与派遣舰队）。
当时，陈锦宽没有提出改组的细节规划，最后的工作是由卫延年完成的。
舰队的管理分为行政与作战两部分，行政管理权由海军司令部负责，并且下设舰队行政管理处，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战舰的设计与建造，战损维护，人事安排等。因此整项改革设计到彻底改变海军司令部的职能机构，比如严国荣的后勤装备处就需要分出一部分来，所以这项改革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最终完成。
作战管理权则由总参谋部掌握，主要涉及舰队编组，调动，任务派遣等。
相对而言，作战改革比较容易，毕竟这是提高舰队战斗力的关键，所以在当时就确定了下来，并且很快得到了实施。
按照卫延年提出的方案，今后帝国海军的舰队将全部采用数字编号。
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在东面战场上活动的舰队为单数编号，在西面战场上活动的为双数编号，且各战区都有对应的编号。比如受西太平洋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一舰队，受南方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三舰队，受中西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二舰队，受北大西洋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四舰队，受南大西洋战区指挥的战舰统一编为第六舰队。如果某支舰队在战区间调动，其编号自动改变。比如某支舰队在西太平洋战区指挥下执行作战任务时，其编号为第一舰队，转移到地中海作战，受中西战区指挥时，其编号自动变更为第二舰队。
在此基础上，各舰队下设分舰队，并且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比如在改组前，快速战斗群属于太平洋舰队，改组后，太平洋舰队改编为第一舰队，而快速战斗群则为第12舰队，第11舰队则是主力战斗群。
各分舰队下的战舰编队则在分舰队编号后加以注明。
比如，快速战斗群的战列舰编队今后就应该称为第12-1战列舰舰队，如果增添新的战列舰，并且编为独立的战列舰编队，则顺次为第12-2战列舰舰队。
不说这套新的作战指挥体系是否更加有效，仅各舰队的编制就比以前要清楚得多。
可以说，此时是陈锦宽对海军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最好时机。
李玉民倒台之后，东洋系在海军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几个能够说得上话的将领都是人人自危，谁还敢跟陈锦宽对着干，敢对陈锦宽的改革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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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陈锦宽之前没有推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两大派系的阻力太低。
如果在此之前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但东洋系会坚决反对，南洋系也不会支持陈锦宽，结果肯定是徒劳无功，甚至会动摇陈锦宽在海军中的地位。
当然，从根本上讲，这次改革针对的仍然是东洋系。
虽然李玉民倒下了，但是他最多只能算是东洋系这颗大树的地上部分，其地下的根基并没有受到动摇。以东洋系的影响力，要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下一个“李玉民”。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要对付下一个“李玉民”，肯定更加棘手。
通过这次改革，陈锦宽彻底打破了海军的原有格局。
也就是说，不管是东洋系还是南洋系的军官，都离开了原来的“坑”，与以往的关系彻底决裂，今后得听海军司令部与总参谋部的调遣。显然，两大派系的军官明智一点的话，都会找到新的效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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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宽提高的只是他在海军中的威信，从根本上对萧鼎昆没有威胁。再说了，海军实力的提高，是帝国打赢战争的根本保证。如此一来，萧鼎昆不但不会反对陈锦宽的改革行动，还会全力支持。
后来，萧鼎昆就是因此暂时放弃了合并海陆两军指挥权的计划。
从这一点来看，陈锦宽的改革还起到了“自保”的效果。其实当时海陆两军低下的作战效率已经让萧鼎昆非常不满了，如果不尽快推行改革，并且提高作战效率，恐怕海陆两军元帅的大权都将不保。
此时，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怀疑陈锦宽的政治能力了。
当时，甚至有传言，说陈锦宽并没有病，是在装病。通过装病，陈锦宽不但避开了“李玉民事件”产生的影响，还让东洋系与南洋系的将领都订着元帅的位置，降低了防备，结果在陈锦宽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两大派系的将领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根本无法采取应对措施。
当然，白佑彬知道，陈锦宽绝不是在装病。
只不过，这是不是陈锦宽在借势推行改革，白佑彬就不好说了。
作为南洋系军官，白佑彬最初的时候对陈锦宽的“突然袭击”也有所抵触。说白了，一下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谁都难以立即接受。
只是，白佑彬属于最先看到好处的那批年轻军官。
通过这次改革，不但两大派系的高级将领被剥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还让几乎所有年轻军官看到了希望。
虽然门系出身的影响并没有从海军中立即消失，但是在新的体制下，决定军官晋升与前程的决定因素不再是关系网，不再是家族背景，不再是出身豪门，而是其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是其个人素质。
大概也正是如此，在这场海军内部的无声风暴中，几乎所有有才能的年轻军官都站到了陈锦宽的一边，并且用实际行动支持了陈锦宽推行的改革。
正是年轻军官几乎集体“倒戈”，那些反对改革的高级将领才不得不忍气吞声。
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陈锦宽才敢于在这个敏感时期，特殊时期推行如此大规模，如此彻底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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