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火球从夜空中消失的时候，站在“长门”号司令舰桥外面的高野五十六悄悄的摸掉了嘴唇上的一丝血迹。那不是从伤口流出的鲜血，而是从齿印里流出的鲜血。
“将军，外面风大，还是进去吧。”
高野只是摇了摇头，仍然目不转睛的看着西方的夜空。随着一股阵风刮过，他摘下了海军军帽，向着西面的大海深深的鞠了一躬。
随即，站在他身后的日本海军军官也都摘下军帽，向着西面的大海深深的鞠了一躬。
不知道他们是在悼念逝去的战友，还是在向击败他们的对手致敬。
也许，高野料到可能在巴西兰海峡遭到拦截，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最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可以说，高野在战斗开始后下达的一系列果断命令并没有错。
也许，他差的就是那么一点点运气。
让第5战队尽量缠住敌人的时候，高野就预料到，第5战队将为联合舰队做出牺牲，结果确实如此。除了“妙高”号幸运的逃脱劫难（被打成重伤，直到日本战败都没有修复）之外，另外三艘重巡洋舰全部战沉。
接着，高野命令第1水雷战队发动鱼雷攻击。
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拖住西面的强敌，为陷在海峡内的舰队转向争取机会。与第5战队一样，第1水雷战队的行动注定是为整支联合舰队做出牺牲。结果也确实如此，十二艘驱逐舰，仅仅只有第17驱逐队的四艘“风”字号驱逐舰逃脱了劫难，其中“谷风”号还因为损伤严重，在返航的途中沉没。
按照高野的判断，即便第1水雷战队的鱼雷攻击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舰，也至少能够迫使敌人的主力舰转向，甚至能够击伤敌人的主力舰。
紧接着，高野又命令西面的第3水雷战队发动鱼雷攻击。
与第1水雷战队一样，高野并没有对第3水雷战队的攻击抱多大的希望。说白了，大明帝国战列舰上专门安装了一百毫米速射炮，就是为了对付日本海军的驱逐舰，不然早就换成了更大口径的副炮。
如果第3水雷战队能够立下战功，在迫使敌舰队转向的同时，击伤几艘敌人的主力舰，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高野的期望很快得到了回报，祖寿清不但被迫转向，而且“宣宗”号被鱼雷击伤。
问题是，高野并没料到，他也会遭到对手的鱼雷攻击！
在几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的印象中，大明帝国海军都不是一支擅长鱼雷战，也不重视鱼雷的海军。
鱼雷诞生之后，并没有得到传统海上强国的重视。
当时，大明帝国与英国甚至认为鱼雷是“非道德”的海战武器，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禁雷”活动，希望通过国际条约禁止海军使用鱼雷。
当然，就如同《华盛顿海军军备条约》不可能完全禁止海军扩军备战一样，任何国际条约都不可能禁止鱼雷成为海战的利器。
相反，如同日本海军这类二流海军（当时日本海军只算得上是三流），不但不反对使用鱼雷，还非常重视鱼雷在海战中的作用。毕竟，拼主力舰，拼炮战，二流海军绝不是一流海军的对手。
直到上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明帝国海军的鱼雷技术才算有所进步。
战后，大明帝国海军一如既往的重视火炮与炮战，对鱼雷技术以及鱼雷战术仍然不太重视。不说别的，大明帝国的驱逐舰在鱼雷作战能力方面就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差的，比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氧气鱼雷技术的日本差了很大一截。
可以说，鱼雷技术与鱼雷战术是日本海军能够引以为傲的少数优势之一。
问题是，联合舰队就在自己的优势力量面前栽了跟头。
当时，第二舰队已经在向海峡外撤退，而且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正在对付那艘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不知死活的轻巡洋舰。
这时候，高野已经知道，向西突围没有可能，只能向东突围。
为了缩短航行距离，高野命令四艘主力舰单独左转向，然后以原本留在最后面的“陆奥”号为首，向东返回。也就是说，四艘战列舰各自在海上转半圈，然后再恢复到编队航行状态，由“陆奥”号领队航行。
这道命令本身并没有错误。在狭窄的海峡内，集体转向不但转弯半径更大，而且消耗时间更多。另外，敌人就在不远处，随时有可能杀过来，因此采用更便捷的单舰转向，不但能够更迅速的转到新的航向上，而且在完成转向后，速度更快的两艘“长门”级战列舰将位于前方，速度稍微慢的两艘“伊势”级将留在后面。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单舰转向，属于战术规避动作，一般情况下，只有舰队以战斗队列与敌舰队交战的时候，为了规避敌人的炮击，或者是鱼雷攻击，或者是战舰受损退出战斗，才会进行战术机动。一般情况下，舰队都是集体转向。
这些在海军推行了几百年的战术规则肯定有其存在的道理。
单舰转向的最大问题是，各舰的转向半径不一样，因此在完成转向后，很难再保持整齐的队列，对舰队作战极为不利。另外，在单舰转向时，舰队指挥官将无法指挥每一艘战舰，只有在转向完成之后才能重新指挥。
如果在交战中，高野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结果，四艘战列舰只转过了九十度，也就是舰首向南，右舷朝西的时候，危险来了。
四艘驱逐舰突然从南面巴西兰岛的海岸线附近杀出，然后在距离四艘日本战列舰大概八千米（当时帝国海军重型鱼雷的最大射程）完成了鱼雷齐射，随即又迅速向西脱离了战斗。最要命的是，四艘战列舰上的日本了望员都在观察西面的炮战，以及日本驱逐舰的鱼雷攻击，根本没有注意到近在咫尺的危险！
当了望员看到海面上的“雷迹”（用高压空气做氧化剂的鱼雷在航行时会产生很多气泡，形成明显的尾迹），大声喊出“鱼雷袭击”的时候，做任何机动都来不及了。
虽然四艘驱逐舰齐射的三十二条鱼雷只有两条命中（后来证实，命中了至少五条，其中有三条没有爆炸），但是这也足够了，而且两条分别命中了“日向”号与“陆奥”号。最要命的是，两艘战列舰的动力系统或者推进系统都受到了损伤。
可以说，帝国海军驱逐舰在“萨兰加尼海战”与“巴西兰海战”中，对日本战列舰发动的唯一一次鱼雷攻击不但隐蔽、迅速、果断，而且运气好得惊人。如果这两条鱼雷没有破坏“日向”号与“陆奥”号的动力与推进系统，哪怕是震死了两艘战舰的舰长，这两艘战列舰也不会因为掉队而葬身大海。
反过来，对高野来说，就是运气差得惊人了。
危机关头，几乎所有的参谋军官都惊呆了。当时如果不是“长门”号舰长果断下令加快了转向速度与航行速度（实际上是躲到了“陆奥”号的后面），不然连旗舰都要遭殃。至少有两条鱼雷与“长门”号擦肩而过。
对高野来说，这个结果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询问了“陆奥”号与“日向”号的情况后，高野命令第二舰队的第2水雷战队立即折返，掩护“陆奥”号与“日向”号撤退。
显然，这个决定有点多余。第2水雷战队的那些驱逐舰是敌人战列舰的对手吗？
只是，高野不想这么快放弃两艘战列舰。可同时，他也没有想过要让另外两艘战列舰留下了一同等死。
随着第2水雷战队迅速返回，高野命令“长门”号与“伊势”号加速航行。
也就是说，这时候“陆奥”号与“日向”号已经被抛弃了，能否回到本土，就得看这两艘战舰的运气了。
当然，按照日本海军传统，临别时，高野没有忘记发去“为天皇效忠”的勉励电报。
“陆奥”号与“日向”号的舰长也没有忘记发出“武运长久”的“临终遗言”。
这也是两艘战列舰发出的最后电报。
随后，“陆奥”号与“日向”号战列舰，还有第2水雷战队的十二艘驱逐舰为了掩护高野所在的联合舰队“撤退”，阻挡了快速战斗群近一个小时，并且用数千名官兵的生命证明了他们效忠天皇的决心。
“陆奥”号发生大爆炸时，高野所在的“长门”号战列舰已经在东面二十海里之外了。
那团巨大的火球，连一百多公里外，奥卢丹牙岛上的日本陆军了望员都看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高野才认识到，他彻底的输掉了这场海战。
历史上，一般称其为“萨兰加尼海战”与“巴兰西海战”。
因为双方都是同一支舰队参战（名义上，快速战斗群与主力战斗群都属于帝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所以这两场海战又被称为“萨兰加尼与巴西兰海战”。
按照帝国海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定义，“萨兰加尼与巴西兰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太平洋战争（也被称为‘明日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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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外面风大，还是进去吧。”
高野只是摇了摇头，仍然目不转睛的看着西方的夜空。随着一股阵风刮过，他摘下了海军军帽，向着西面的大海深深的鞠了一躬。
随即，站在他身后的日本海军军官也都摘下军帽，向着西面的大海深深的鞠了一躬。
不知道他们是在悼念逝去的战友，还是在向击败他们的对手致敬。
也许，高野料到可能在巴西兰海峡遭到拦截，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最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可以说，高野在战斗开始后下达的一系列果断命令并没有错。
也许，他差的就是那么一点点运气。
让第5战队尽量缠住敌人的时候，高野就预料到，第5战队将为联合舰队做出牺牲，结果确实如此。除了“妙高”号幸运的逃脱劫难（被打成重伤，直到日本战败都没有修复）之外，另外三艘重巡洋舰全部战沉。
接着，高野命令第1水雷战队发动鱼雷攻击。
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拖住西面的强敌，为陷在海峡内的舰队转向争取机会。与第5战队一样，第1水雷战队的行动注定是为整支联合舰队做出牺牲。结果也确实如此，十二艘驱逐舰，仅仅只有第17驱逐队的四艘“风”字号驱逐舰逃脱了劫难，其中“谷风”号还因为损伤严重，在返航的途中沉没。
按照高野的判断，即便第1水雷战队的鱼雷攻击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舰，也至少能够迫使敌人的主力舰转向，甚至能够击伤敌人的主力舰。
紧接着，高野又命令西面的第3水雷战队发动鱼雷攻击。
与第1水雷战队一样，高野并没有对第3水雷战队的攻击抱多大的希望。说白了，大明帝国战列舰上专门安装了一百毫米速射炮，就是为了对付日本海军的驱逐舰，不然早就换成了更大口径的副炮。
如果第3水雷战队能够立下战功，在迫使敌舰队转向的同时，击伤几艘敌人的主力舰，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高野的期望很快得到了回报，祖寿清不但被迫转向，而且“宣宗”号被鱼雷击伤。
问题是，高野并没料到，他也会遭到对手的鱼雷攻击！
在几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的印象中，大明帝国海军都不是一支擅长鱼雷战，也不重视鱼雷的海军。
鱼雷诞生之后，并没有得到传统海上强国的重视。
当时，大明帝国与英国甚至认为鱼雷是“非道德”的海战武器，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禁雷”活动，希望通过国际条约禁止海军使用鱼雷。
当然，就如同《华盛顿海军军备条约》不可能完全禁止海军扩军备战一样，任何国际条约都不可能禁止鱼雷成为海战的利器。
相反，如同日本海军这类二流海军（当时日本海军只算得上是三流），不但不反对使用鱼雷，还非常重视鱼雷在海战中的作用。毕竟，拼主力舰，拼炮战，二流海军绝不是一流海军的对手。
直到上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明帝国海军的鱼雷技术才算有所进步。
战后，大明帝国海军一如既往的重视火炮与炮战，对鱼雷技术以及鱼雷战术仍然不太重视。不说别的，大明帝国的驱逐舰在鱼雷作战能力方面就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差的，比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氧气鱼雷技术的日本差了很大一截。
可以说，鱼雷技术与鱼雷战术是日本海军能够引以为傲的少数优势之一。
问题是，联合舰队就在自己的优势力量面前栽了跟头。
当时，第二舰队已经在向海峡外撤退，而且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正在对付那艘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不知死活的轻巡洋舰。
这时候，高野已经知道，向西突围没有可能，只能向东突围。
为了缩短航行距离，高野命令四艘主力舰单独左转向，然后以原本留在最后面的“陆奥”号为首，向东返回。也就是说，四艘战列舰各自在海上转半圈，然后再恢复到编队航行状态，由“陆奥”号领队航行。
这道命令本身并没有错误。在狭窄的海峡内，集体转向不但转弯半径更大，而且消耗时间更多。另外，敌人就在不远处，随时有可能杀过来，因此采用更便捷的单舰转向，不但能够更迅速的转到新的航向上，而且在完成转向后，速度更快的两艘“长门”级战列舰将位于前方，速度稍微慢的两艘“伊势”级将留在后面。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单舰转向，属于战术规避动作，一般情况下，只有舰队以战斗队列与敌舰队交战的时候，为了规避敌人的炮击，或者是鱼雷攻击，或者是战舰受损退出战斗，才会进行战术机动。一般情况下，舰队都是集体转向。
这些在海军推行了几百年的战术规则肯定有其存在的道理。
单舰转向的最大问题是，各舰的转向半径不一样，因此在完成转向后，很难再保持整齐的队列，对舰队作战极为不利。另外，在单舰转向时，舰队指挥官将无法指挥每一艘战舰，只有在转向完成之后才能重新指挥。
如果在交战中，高野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结果，四艘战列舰只转过了九十度，也就是舰首向南，右舷朝西的时候，危险来了。
四艘驱逐舰突然从南面巴西兰岛的海岸线附近杀出，然后在距离四艘日本战列舰大概八千米（当时帝国海军重型鱼雷的最大射程）完成了鱼雷齐射，随即又迅速向西脱离了战斗。最要命的是，四艘战列舰上的日本了望员都在观察西面的炮战，以及日本驱逐舰的鱼雷攻击，根本没有注意到近在咫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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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艘驱逐舰齐射的三十二条鱼雷只有两条命中（后来证实，命中了至少五条，其中有三条没有爆炸），但是这也足够了，而且两条分别命中了“日向”号与“陆奥”号。最要命的是，两艘战列舰的动力系统或者推进系统都受到了损伤。
可以说，帝国海军驱逐舰在“萨兰加尼海战”与“巴西兰海战”中，对日本战列舰发动的唯一一次鱼雷攻击不但隐蔽、迅速、果断，而且运气好得惊人。如果这两条鱼雷没有破坏“日向”号与“陆奥”号的动力与推进系统，哪怕是震死了两艘战舰的舰长，这两艘战列舰也不会因为掉队而葬身大海。
反过来，对高野来说，就是运气差得惊人了。
危机关头，几乎所有的参谋军官都惊呆了。当时如果不是“长门”号舰长果断下令加快了转向速度与航行速度（实际上是躲到了“陆奥”号的后面），不然连旗舰都要遭殃。至少有两条鱼雷与“长门”号擦肩而过。
对高野来说，这个结果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询问了“陆奥”号与“日向”号的情况后，高野命令第二舰队的第2水雷战队立即折返，掩护“陆奥”号与“日向”号撤退。
显然，这个决定有点多余。第2水雷战队的那些驱逐舰是敌人战列舰的对手吗？
只是，高野不想这么快放弃两艘战列舰。可同时，他也没有想过要让另外两艘战列舰留下了一同等死。
随着第2水雷战队迅速返回，高野命令“长门”号与“伊势”号加速航行。
也就是说，这时候“陆奥”号与“日向”号已经被抛弃了，能否回到本土，就得看这两艘战舰的运气了。
当然，按照日本海军传统，临别时，高野没有忘记发去“为天皇效忠”的勉励电报。
“陆奥”号与“日向”号的舰长也没有忘记发出“武运长久”的“临终遗言”。
这也是两艘战列舰发出的最后电报。
随后，“陆奥”号与“日向”号战列舰，还有第2水雷战队的十二艘驱逐舰为了掩护高野所在的联合舰队“撤退”，阻挡了快速战斗群近一个小时，并且用数千名官兵的生命证明了他们效忠天皇的决心。
“陆奥”号发生大爆炸时，高野所在的“长门”号战列舰已经在东面二十海里之外了。
那团巨大的火球，连一百多公里外，奥卢丹牙岛上的日本陆军了望员都看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高野才认识到，他彻底的输掉了这场海战。
历史上，一般称其为“萨兰加尼海战”与“巴兰西海战”。
因为双方都是同一支舰队参战（名义上，快速战斗群与主力战斗群都属于帝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所以这两场海战又被称为“萨兰加尼与巴西兰海战”。
按照帝国海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定义，“萨兰加尼与巴西兰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太平洋战争（也被称为‘明日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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