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峻不是傻子，眼下的形势他看的很清楚，咱们大周要想一统天下，或者长治久安，没有一个稳定的粮食产地是不可能的，可北边，燕云十六州失陷，无险可守，更加上河东是我们的世仇；而南边邓州、徐州陷于敌手，兵锋所及，一日一夜可到汴京，这。。。这情况下，关东之地（潼关以东），守之难以，大周虽大，可是只有关中一地称得上是安全的。王峻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会支持充塞关中的政策。”
王朴顿了一下，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王爷颇有贤明，因此，王峻对您是有所忌惮的，可是，他中了陛下“郑庄养虎”之计。他比陛下年纪大，陛下自从即位之后，每次见面或称其为兄，或称呼其表字，凡是他上书所请之事，无论大小，陛下必然听从，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刚愎自用，豪奢不仁的性子。他忌惮王爷，可并不怕王爷，对您的提防也低，再加上他也知道关中的重要。王爷上书之前，可以在汴京一带放出风声，让百姓知道西移的好处。这么一来，王峻肯定也会知道，等王爷大张旗鼓上书的时候，如果王峻反对，我们反过来就可以说他是为政不仁。王峻老奸巨猾，他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的，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反对了。”
郭荣笑了：“他不反对就好，呵呵，到时候，我们大可以给他一点好处，让他也沾沾充塞关中的光，恩，先生，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去王峻府上一趟。。。修补一下关系呢？”
王朴笑道：“王爷是想更骄其气了。不用去修补关系，直接派人去他府上，请求他在陛下面前为王爷解说一二，让王爷进京看望一下陛下呢？”
“妙，妙啊！”郭荣赞道。这么一来，更会麻痹王峻，比单单的送礼，还要好上很多了。
王朴见第三条已经商议完毕，说道：“王爷，这第四条，驻兵灵州，您看派谁去好呢？”
“灵州是紧要之地，必须派遣一员能征惯战之将才好，我想在高怀德、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彦超里面选择一个。只不过我们练兵，打得是扩充禁军的旗子，可禁军是天子亲兵，向来应该驻扎在京畿，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才能让他们驻守灵州呢?”
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郭荣现在是皇帝，而禁军又练成了，地方节度使的实力减弱，同时又撤消了一些节度使，一直诏令，让禁军代替节度使的地方军队，成为全面负责国家的安全，那么派禁军将领驻扎地方，自然谁也不会说什么。可现在不行啊，万事要以稳定为前提埃
郭荣心里很清楚，这灵州是一定要派遣大将驻守的。说关中安全，事实上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地理的关系，中原南北的两大劲敌，是很难的对关中又大的影响的。首先，关中有山河之险，南方的楚国要想大部队的进入关中，那要么夺洛阳，走潼关，要么越过秦岭走武关旧道。
在汴京有大批周兵的情况下，夺取有八关之险的洛阳，走潼关，那纯粹是找死。而武关旧道，虽然一千多年前，刘邦从这条路走过，可是，一千多年了，自从开辟了潼关大道之后，过去闻名天下的函谷关、武关，早就破旧了，根本就不适合大部队行进，这么一来，楚国是影响不到关中地区的。
而契丹呢，契丹走河北已经走顺了，抢劫财物，在河北很顺溜，它何必舍近求远呢？再加上关中的北面有定难军呢！
定难军全称叫做定难军节度使。唐末五代，事实上是中国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而五代之中，后唐和后汉非常明确是由沙陀族建立的，后晋的石敬瑭则是出身西夷（新旧五代史都明确指出，李存勖和刘知远都是沙陀族人，关于是石敬瑭则说是出身西夷，注意出身西夷，并不一定就是胡人，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可他就是根正苗红的汉人）。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一个民族就在中国的西北渐渐的强盛起来，那就是党项。
党项是西羌的后代，在唐朝的中期出现在中国的西北。大概有西封、拓跋、折、野利、费得等几个姓氏。他们在与吐蕃的争夺中失败，纷纷向唐朝称臣，内迁道庆州、夏州一带。直到后周的时候，这党项都是一个松散的民族。在灵州、庆州、鄜州等地的党项也多次叛乱（华夏大防虽然不对，可是国力弱小的时候，让游牧民族内迁，真的是养虎成患），后唐明宗时，曾经多次在西北用兵，终于平定了庆州等地的党项人。
可是，党项对关中的危险不在于庆州等地的党项人，而是定难军。唐僖宗的时候，夏州（今内蒙白城子，又称朔方）有个叫拓跋思敬的党项人，任夏州偏将，后来镇压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任命他做了夏州节度使，这就是定难军的来历。李思敬传位给弟弟李思谏，李思谏传位给儿子李彝昌，李彝昌在位时夏州发生了叛乱，族人李仁福评定叛乱被拥立为节度使。这个时候后梁时期，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多次合并攻击夏州，李仁福无奈之下像后梁称臣，朱温出兵援救。李仁福在战争中因祸得福，先后又攻克了银州、绥州（陕西绥德）、宥州（陕西定边附近）等地，实力大增。此后，定难军就向中原王朝称臣。
可是，由于这定难军所占的地盘，特别是银州、绥州是中原的屏障，那地方历代都修有古长城，是中原王朝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要地。在后唐明宗时期，中原国势大增，朝廷就有意收复定难军。唐明宗趁着李仁福刚死，就调任新的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的儿子李一超为延州刺史、彰武军节度使，想把李一超给调走。老李家在夏州盘踞了四十多年了，根深蒂固，李一超又不傻，他当然不愿意挪窝了。
于是，唐明宗就下诏诬陷李仁福勾结契丹，派遣安从进平叛。这个时候的夏州实力还不算大，安从进一下子就把夏州给包围了起来。可一来夏州城高，二来李一超招呼城外的党项人抄了安从进的后路，掠夺了安从进的粮草。搞的唐军派出大部队来押运粮草，每运一斗粮食，都要耗费一千钱，唐明宗心痛，就撤兵了。重新任命李一超做了定难军节度使，而李一超也是见好就收，接受了唐明宗的册封，再次回到了大唐的怀抱。
就这么着，定难军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唐明宗本着和平与发展的大军，把这个问题交给子孙来解决。可惜，唐明宗不是汉高祖刘邦，刘邦人家有好儿子好孙子好曾孙，四代努力，把匈奴给打跑了，唐明宗死后中原动荡，定难军就这么着遗留了下来。中原王朝再也没有机会染指了。
王朴顿了一下，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王爷颇有贤明，因此，王峻对您是有所忌惮的，可是，他中了陛下“郑庄养虎”之计。他比陛下年纪大，陛下自从即位之后，每次见面或称其为兄，或称呼其表字，凡是他上书所请之事，无论大小，陛下必然听从，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刚愎自用，豪奢不仁的性子。他忌惮王爷，可并不怕王爷，对您的提防也低，再加上他也知道关中的重要。王爷上书之前，可以在汴京一带放出风声，让百姓知道西移的好处。这么一来，王峻肯定也会知道，等王爷大张旗鼓上书的时候，如果王峻反对，我们反过来就可以说他是为政不仁。王峻老奸巨猾，他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的，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反对了。”
郭荣笑了：“他不反对就好，呵呵，到时候，我们大可以给他一点好处，让他也沾沾充塞关中的光，恩，先生，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去王峻府上一趟。。。修补一下关系呢？”
王朴笑道：“王爷是想更骄其气了。不用去修补关系，直接派人去他府上，请求他在陛下面前为王爷解说一二，让王爷进京看望一下陛下呢？”
“妙，妙啊！”郭荣赞道。这么一来，更会麻痹王峻，比单单的送礼，还要好上很多了。
王朴见第三条已经商议完毕，说道：“王爷，这第四条，驻兵灵州，您看派谁去好呢？”
“灵州是紧要之地，必须派遣一员能征惯战之将才好，我想在高怀德、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彦超里面选择一个。只不过我们练兵，打得是扩充禁军的旗子，可禁军是天子亲兵，向来应该驻扎在京畿，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才能让他们驻守灵州呢?”
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郭荣现在是皇帝，而禁军又练成了，地方节度使的实力减弱，同时又撤消了一些节度使，一直诏令，让禁军代替节度使的地方军队，成为全面负责国家的安全，那么派禁军将领驻扎地方，自然谁也不会说什么。可现在不行啊，万事要以稳定为前提埃
郭荣心里很清楚，这灵州是一定要派遣大将驻守的。说关中安全，事实上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地理的关系，中原南北的两大劲敌，是很难的对关中又大的影响的。首先，关中有山河之险，南方的楚国要想大部队的进入关中，那要么夺洛阳，走潼关，要么越过秦岭走武关旧道。
在汴京有大批周兵的情况下，夺取有八关之险的洛阳，走潼关，那纯粹是找死。而武关旧道，虽然一千多年前，刘邦从这条路走过，可是，一千多年了，自从开辟了潼关大道之后，过去闻名天下的函谷关、武关，早就破旧了，根本就不适合大部队行进，这么一来，楚国是影响不到关中地区的。
而契丹呢，契丹走河北已经走顺了，抢劫财物，在河北很顺溜，它何必舍近求远呢？再加上关中的北面有定难军呢！
定难军全称叫做定难军节度使。唐末五代，事实上是中国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而五代之中，后唐和后汉非常明确是由沙陀族建立的，后晋的石敬瑭则是出身西夷（新旧五代史都明确指出，李存勖和刘知远都是沙陀族人，关于是石敬瑭则说是出身西夷，注意出身西夷，并不一定就是胡人，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可他就是根正苗红的汉人）。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一个民族就在中国的西北渐渐的强盛起来，那就是党项。
党项是西羌的后代，在唐朝的中期出现在中国的西北。大概有西封、拓跋、折、野利、费得等几个姓氏。他们在与吐蕃的争夺中失败，纷纷向唐朝称臣，内迁道庆州、夏州一带。直到后周的时候，这党项都是一个松散的民族。在灵州、庆州、鄜州等地的党项也多次叛乱（华夏大防虽然不对，可是国力弱小的时候，让游牧民族内迁，真的是养虎成患），后唐明宗时，曾经多次在西北用兵，终于平定了庆州等地的党项人。
可是，党项对关中的危险不在于庆州等地的党项人，而是定难军。唐僖宗的时候，夏州（今内蒙白城子，又称朔方）有个叫拓跋思敬的党项人，任夏州偏将，后来镇压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任命他做了夏州节度使，这就是定难军的来历。李思敬传位给弟弟李思谏，李思谏传位给儿子李彝昌，李彝昌在位时夏州发生了叛乱，族人李仁福评定叛乱被拥立为节度使。这个时候后梁时期，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多次合并攻击夏州，李仁福无奈之下像后梁称臣，朱温出兵援救。李仁福在战争中因祸得福，先后又攻克了银州、绥州（陕西绥德）、宥州（陕西定边附近）等地，实力大增。此后，定难军就向中原王朝称臣。
可是，由于这定难军所占的地盘，特别是银州、绥州是中原的屏障，那地方历代都修有古长城，是中原王朝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要地。在后唐明宗时期，中原国势大增，朝廷就有意收复定难军。唐明宗趁着李仁福刚死，就调任新的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的儿子李一超为延州刺史、彰武军节度使，想把李一超给调走。老李家在夏州盘踞了四十多年了，根深蒂固，李一超又不傻，他当然不愿意挪窝了。
于是，唐明宗就下诏诬陷李仁福勾结契丹，派遣安从进平叛。这个时候的夏州实力还不算大，安从进一下子就把夏州给包围了起来。可一来夏州城高，二来李一超招呼城外的党项人抄了安从进的后路，掠夺了安从进的粮草。搞的唐军派出大部队来押运粮草，每运一斗粮食，都要耗费一千钱，唐明宗心痛，就撤兵了。重新任命李一超做了定难军节度使，而李一超也是见好就收，接受了唐明宗的册封，再次回到了大唐的怀抱。
就这么着，定难军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唐明宗本着和平与发展的大军，把这个问题交给子孙来解决。可惜，唐明宗不是汉高祖刘邦，刘邦人家有好儿子好孙子好曾孙，四代努力，把匈奴给打跑了，唐明宗死后中原动荡，定难军就这么着遗留了下来。中原王朝再也没有机会染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