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会议的开幕式上，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政局纷乱已极，我在对华政策的推行上，必须慎加考虑。趁此中国局势混乱之际，特约集我驻中国各方面之各位代表齐聚一堂，就中国政局问题开诚布公，各陈所见，以供参考；同时，就之方针政策，亦希各位充分理解，并统一贯彻执行。这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用意所在。在探讨的政策运筹当中，有些细节问题，随着会议的进展，或将组成特别小组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对此，亦希各位予以谅解。”（史载田中义一的原话）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当年40岁，依仗近卫公爵的权势已有10年之久，所谓的外务次官实际上是事实上的外务大臣，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会议刚一开始就叫嚣道：“大帝国欲图发展，就必须搞垮中国！”
田中义一看了一眼鲁莽的森恪，对于他这么露骨的表达方式十分不满，强压着胸中的怒火对与会人员说：“目前形势极为严峻，中国军队分兵两路南下攻打袁世凯的叛军，而且一路上势如破竹，这给帝国调整对华政策，整顿国内发展局势实在是一个难得良机，因此，本首相召集了陆海军首脑、驻华使领馆、关东军司令官参加会议，交流情况，制定有别于币原外交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希望诸位能够为帝国的发展大局献策献力。”
特高课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把八字胡一捋，不紧不慢的说道：“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把朝鲜和满蒙作为帝国发展的生命线，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争取到一个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为大帝国贡献力量。”
森恪不耐烦地训斥说：“别绕圈子，你对打开对华政策僵局，有何高论？”
木村锐市看不惯森恪的霸道作风，却又惹不起，只好提高声音强调说：“我首先提议支持东西伯利亚总督张作霖。张作霖这个绿林草莽在中国政界很不受重视，但他在中国北部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势力根深蒂固，所以我提议要始终以张作霖为唯一的争取目标，必须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东北特殊地位牢牢的捆绑起来。”
森恪气势汹汹质问：“张作霖？他虽然出身草莽，但是据我了解这个人对中国皇帝和忠心耿耿，根本就无法撼动。木村君，我劝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木村锐市气得红色涨红，却又不敢发作，只好低头无语。
驻华公使芳泽廉吉唉声叹气说：“我断定，袁世凯必败无疑，如果他没有贸然发动武装叛变的话，我觉得袁世凯正是帝国扶持的最佳人选。倒退到一年以前，他在中国皇帝面前和政界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只好祷告袁世凯胜利了，或是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被中国皇帝杀死，依然能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当权者，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森恪气恼地口吐不逊之辞：“都是废话！他看一眼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斋藤恒少将说：“你是关东军参谋长，还搞了个《关于对华政策的意见》，你说该怎么办？”
斋藤恒以武士道军官的狂妄劲头大讲特讲：“此刻必须以亲近拉拢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人物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将其变成设有行政、财政及军事顾问的自治地区，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这种设想，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森恪站起来指着斋藤恒的鼻子质问说：“你说适当的人物是谁？”
斋藤恒马上像斗败的公鸡，手托军帽低下了头，顿时大臣室里鸦雀无声。
森恪气得放声大叫：“你们说，谁是适当人物？”
在场的军政要员面面相觑，都束手无策。
突然，大臣室里响起宏亮的声音：“以目前中国皇帝对中国的坚强统治来看，这样的人选根本就不存在！”
此话立刻引起所有人的注意，都将目光转了过去：“啊，是铃木君！”
田中义一大声笑了起来，粗鲁地说：“他，怎么一时把你忘了呢。快说，你有什么办法？”
铃木贞一温文尔雅地像大学教授一般发表演讲：“东方会议的目的应在于，就在应遵循的方针统一思想，应当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置于政治统治之下，这就要求的全部政策，包括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集中一致，通过稳健分子，促其全部实现！”
“稳健分子是谁？众人异口同声发问。
“现在还找不到这样的人，不过不等于三年或是五年之后没有。”铃木贞一毫不含糊地回答，“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作霖，只要能使帝国称雄，我们都不惜一切坚决支持！”
会议最后，田中义一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综合诸君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次会议将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将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分别对待，那里是大帝国在亚洲的生命线。第二，大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三，关于中国，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区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日侨安居的地方。第四，万一动乱波及东北，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外交协调；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当然，以上四条应当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予以实施的，就目前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来看，过早的介入东北只会令我国遭受沉重打击。”
会后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也就是对华政策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第二，确定以中国和美国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第三，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伺机进入。
第四，提出要尽力建立在满蒙的权益，实行经济和文化渗透政策。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顾问或教官。
第五，改变京大（东京到大阪铁路，为中日共同经营）铁路经营体制，欺骗世界舆论。京大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京大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京大之时，国际间每不满京大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京大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京大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京大铁道公司之势力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明治天皇秘密签署了这份奏折，并根据田中义一内阁的请求，制定了新的****发展之路。首先，秘密制造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军部派出大批间谍和特务到中国搜集、刺探情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邻邦兵备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中国的国情及军备状况，指出“为对抗中国陆军，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并提出了对华作战方针和战略。****少壮派领袖铃木贞一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将朝鲜和中国划在了利益线范围，宣称必须“防卫利益线”，即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
其次，加紧战争体制的准备。对参谋本部进行了改革，实行军令和军政分离，使其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军令机关。这使军部在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强，为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指挥基础。尔后又经过几次调整，又通过海军军令部，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此外还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为野战性的师团制，使军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再次，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力量。陆军加紧制订了“军备扩充计划”，改建完成了7个师团（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现役总兵力达123万人，加上预备役可达230万人。海军制订了“八年扩充计划”，针对中国最强大的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着重建造被称为的鹤舞级、大和级主力舰。海军的实力很快达到了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达10万多吨。
此外，在军费开支，武器装备，情报侦察等方面的军备都得到很大加强。
最后，为了争取西方列强对发动战争的支持，外务省和军部派出了多股游说组，分赴世界各大强国进行游说，尤其是大力挑唆东方援助计划的收益国家，希望他们与一起摆脱中国的经济控制，以战争的方式来一致抵制中国，并且做出保证，一旦战争成功，不侵犯各国的在华利益。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当年40岁，依仗近卫公爵的权势已有10年之久，所谓的外务次官实际上是事实上的外务大臣，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会议刚一开始就叫嚣道：“大帝国欲图发展，就必须搞垮中国！”
田中义一看了一眼鲁莽的森恪，对于他这么露骨的表达方式十分不满，强压着胸中的怒火对与会人员说：“目前形势极为严峻，中国军队分兵两路南下攻打袁世凯的叛军，而且一路上势如破竹，这给帝国调整对华政策，整顿国内发展局势实在是一个难得良机，因此，本首相召集了陆海军首脑、驻华使领馆、关东军司令官参加会议，交流情况，制定有别于币原外交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希望诸位能够为帝国的发展大局献策献力。”
特高课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把八字胡一捋，不紧不慢的说道：“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把朝鲜和满蒙作为帝国发展的生命线，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争取到一个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为大帝国贡献力量。”
森恪不耐烦地训斥说：“别绕圈子，你对打开对华政策僵局，有何高论？”
木村锐市看不惯森恪的霸道作风，却又惹不起，只好提高声音强调说：“我首先提议支持东西伯利亚总督张作霖。张作霖这个绿林草莽在中国政界很不受重视，但他在中国北部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势力根深蒂固，所以我提议要始终以张作霖为唯一的争取目标，必须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东北特殊地位牢牢的捆绑起来。”
森恪气势汹汹质问：“张作霖？他虽然出身草莽，但是据我了解这个人对中国皇帝和忠心耿耿，根本就无法撼动。木村君，我劝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木村锐市气得红色涨红，却又不敢发作，只好低头无语。
驻华公使芳泽廉吉唉声叹气说：“我断定，袁世凯必败无疑，如果他没有贸然发动武装叛变的话，我觉得袁世凯正是帝国扶持的最佳人选。倒退到一年以前，他在中国皇帝面前和政界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只好祷告袁世凯胜利了，或是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被中国皇帝杀死，依然能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当权者，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森恪气恼地口吐不逊之辞：“都是废话！他看一眼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斋藤恒少将说：“你是关东军参谋长，还搞了个《关于对华政策的意见》，你说该怎么办？”
斋藤恒以武士道军官的狂妄劲头大讲特讲：“此刻必须以亲近拉拢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人物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将其变成设有行政、财政及军事顾问的自治地区，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这种设想，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森恪站起来指着斋藤恒的鼻子质问说：“你说适当的人物是谁？”
斋藤恒马上像斗败的公鸡，手托军帽低下了头，顿时大臣室里鸦雀无声。
森恪气得放声大叫：“你们说，谁是适当人物？”
在场的军政要员面面相觑，都束手无策。
突然，大臣室里响起宏亮的声音：“以目前中国皇帝对中国的坚强统治来看，这样的人选根本就不存在！”
此话立刻引起所有人的注意，都将目光转了过去：“啊，是铃木君！”
田中义一大声笑了起来，粗鲁地说：“他，怎么一时把你忘了呢。快说，你有什么办法？”
铃木贞一温文尔雅地像大学教授一般发表演讲：“东方会议的目的应在于，就在应遵循的方针统一思想，应当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置于政治统治之下，这就要求的全部政策，包括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集中一致，通过稳健分子，促其全部实现！”
“稳健分子是谁？众人异口同声发问。
“现在还找不到这样的人，不过不等于三年或是五年之后没有。”铃木贞一毫不含糊地回答，“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作霖，只要能使帝国称雄，我们都不惜一切坚决支持！”
会议最后，田中义一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综合诸君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次会议将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将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分别对待，那里是大帝国在亚洲的生命线。第二，大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三，关于中国，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区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日侨安居的地方。第四，万一动乱波及东北，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外交协调；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当然，以上四条应当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予以实施的，就目前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来看，过早的介入东北只会令我国遭受沉重打击。”
会后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也就是对华政策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第二，确定以中国和美国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第三，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伺机进入。
第四，提出要尽力建立在满蒙的权益，实行经济和文化渗透政策。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顾问或教官。
第五，改变京大（东京到大阪铁路，为中日共同经营）铁路经营体制，欺骗世界舆论。京大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京大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京大之时，国际间每不满京大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京大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京大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京大铁道公司之势力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明治天皇秘密签署了这份奏折，并根据田中义一内阁的请求，制定了新的****发展之路。首先，秘密制造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军部派出大批间谍和特务到中国搜集、刺探情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邻邦兵备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中国的国情及军备状况，指出“为对抗中国陆军，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并提出了对华作战方针和战略。****少壮派领袖铃木贞一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将朝鲜和中国划在了利益线范围，宣称必须“防卫利益线”，即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
其次，加紧战争体制的准备。对参谋本部进行了改革，实行军令和军政分离，使其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军令机关。这使军部在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强，为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指挥基础。尔后又经过几次调整，又通过海军军令部，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此外还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为野战性的师团制，使军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再次，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力量。陆军加紧制订了“军备扩充计划”，改建完成了7个师团（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现役总兵力达123万人，加上预备役可达230万人。海军制订了“八年扩充计划”，针对中国最强大的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着重建造被称为的鹤舞级、大和级主力舰。海军的实力很快达到了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达10万多吨。
此外，在军费开支，武器装备，情报侦察等方面的军备都得到很大加强。
最后，为了争取西方列强对发动战争的支持，外务省和军部派出了多股游说组，分赴世界各大强国进行游说，尤其是大力挑唆东方援助计划的收益国家，希望他们与一起摆脱中国的经济控制，以战争的方式来一致抵制中国，并且做出保证，一旦战争成功，不侵犯各国的在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