淸朝在为商毅头疼的时候,商毅确在浙江大张旗鼓的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法令。
    首先一条,就是清丈土地,重新造鱼鳞册。
    清丈土地一直都在商毅的计划之中,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只不过当时只是在杭州府进行,而现在商毅己经坐稳了浙江巡抚的位置,又挟持着大胜清军的战功,因此也在浙江省全省境内,开始全面的清丈土地。
    这条法令一发布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片怨声载道,由其是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宦富豪人家,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其实历来朝廷要淸丈土地的时候,都会遭到许多人,由其是官僚集团的反对,原因到没有别的,因为官僚集团,往往都是倾占土地的主要成员。淸丈土地损害的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因此主张清丈土地的官员,往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致不得善终。
    但商家军却没有这个负担,一来是商毅在全军的威信极高,只要是他做出的正式决定,基本上没有人敢反对。而在另一方面,商家军进驻浙江的时间并不长,军队里的骨干成员还来不及在浙江购田置地,因此清丈土地也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相反核实土地的数目,作为收税的依据,也有利于増加商家军的收入,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当然谁都希望商家军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而唯一一个既属于商家军成员,又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就是老林家,但林之洋心里十分清楚商毅的目地,亲身回家劝父亲,主动交付自己家里的土地实数。
    这个时候林正朔也终于显示出一个老商人清醒的判断力,知道和商毅对抗是没有用的,因此也主动将家里所有的土地数量都上报了。并把倾占,投靠的土地也全都退还出来。何况林家的土地并不多,一共也只有一万多亩,只能算一个中上等地主,就算全交出来,损失也不大,相反还能借此修复和啇毅的关系。
    林家这一带头,其他反对的人也都无计可施,现在浙江的一亩三分地都是商毅说了算,就是朝廷也要让商毅几分,因此也只能认命。
    虽然也有几个死撑不放的官宦人家,还以为自己家里有点势力,因此拒绝配合清查土地的工作人员,还有人抠打工作人员。而这一次商毅可也不客气,不配合的立刻全家查封,打人的一率关押,扔到矿场去作苦力。杀了几只鸡之后,群猴们果然就都害怕了,都老老实实的配合起来。
    其实商毅并不是要抢占土地,而是查清土地数量,做为收税依据,多产多收、少产少收,使收税分布尽量公平合理。对一些实在分不清产权归属的土地,就由商家军出钱购买。而查实的多余土地,也都分给无田的百姓,同时商家军还出资购买了一批土地,使每一个农户基本都能分到二十亩土地,能够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但分配到土地的农户将分期十年偿还。
    当然清丈土地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也不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商毅也没有多的时间来管,而是由商家军刚成立的土地司来俱体付责,并且让李岩重点关注。同时又让监查司严密监查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是否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不过商家军目前在浙江省还是实行三年免税的政策,因此虽然大户都反对清丈土地,但所有的农户却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因此也都衷心的拥护这项法令。
    第二条就是商业税。
    其实明朝的实际商业税并不高,明初所定三十而取一的税率,一直沿用到明末都没有变。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各地都设有自己的税关,名目繁多、税卡林立,几乎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因此一般的商人,根本经不起这样重重征税,只能找官员依附,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局面,但有了官员在背后撑腰之后,商人连正常的税收都敢于拒交,结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商毅首先禁止浙江省内各地私设税卡,进入浙江省的商品只用交納一次入浙税,就可以在全省内通行无阻,但无论商人有什么背景,入浙税都必须要交,绝不能减免。而出浙的商品也是同样,同时也对商品进行了细分,使各种类型的商品,都有自己的收税标准,也减免了许多在俱体实施中的可超作的行为。
    这一项自然也引起了浙江大部份商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官府背景,根本不怕各地的税卡。但商毅的态度也十分坚定,要么接受,要么就别在浙江做生意,反正在浙江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商人也有不少,沒有他们还可以少许多麻烦。而在商毅的强硬态度下,绝大多数商人也只能选择屈服。
    不过商业税的内容还不仅仅是如此,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厂,投资实业。
    在中国古代,商人几乎都是和生产分离的。商品的生产基本都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而商人的作用就以低价从手工业者那里买来产品,然后转运到其他地方以高价出售。因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人都属于流通型商人。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去想怎样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商人所做的就是拼命压低收购产品的价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因为力单势薄,不可能和商人抗争,也只能甘受商人的压窄和剥削。结果就造成中国的社会生产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而无法将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形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荫芽发展。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为始终都无法达到摧毁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作用。
    当然在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就意味着大工厂大企业的出现,这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聚众”情况,因此聚集大批工匠一起工作的情景,一般都只能在官办,或者是有官府背景的生产作坊里出现。在另一时空里的清朝,甚至规定三十人以上的聚会都要通报官府,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完成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的革命。
    同时由于流通型商人没有自己的产业,因此也缺少大局的是非观念,造成他们有奶就是娘的观念,不惜把中国的物资到买给敌对的势力,以赚取厚利,而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最先投靠外敌,这个时代的所谓山西八大皇商,还有后世的一批买办商人都是典型的代表。
    商毅当然希望能够尽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也做过不少偿试,他在杭州就开了不少大规模的手工工厂。但尽靠商毅一个人来做是不够的,而且他开的工厂也同样带有很重的官府背景色彩,对推动资本发展也有现,必须把民间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才行。
    因此商毅在制定的商业税中,把对生产作坊或工厂实行减税,做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将生产作坊或工厂分为五个等级规模,做为减税的标准。生产作坊或工厂的等级规模越大,减税的比例也就越大,最大的生产作坊,允许达到两千人以上,而减税率也达到了四成。
    主要的目地就在于希望利用税收的调整,来限制流通型的商人,而鼓励他们转型成为生产型的商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然对生产作坊的管理、注册、生产调控、收税方式和标准,也有一套十分详细的规定,以防止生产作坊或工厂为了获得高的减税率,而虚假的扩展生产规模。另外也是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办工厂来作乱滋事。
    商业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海关税收。
    海关税收也将是未来商家军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而且现在商毅己经开通了马尼拉的贸易航线,同时也取得曰本和巴达维亚的通商权,因此海关的成立,也是势在必行了。
    其实海关并不复杂,宋明都有类似的组织,当然是叫市泊司。海关的重点就是两个,一是制定各种商品的收税标准,分类越细越明确就越好,就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在操作时候的运作空间,另一个就是加强监督。
    对第一点并不是难事,因为在收入浙税时,就己经将商品分类进行了细化处理,而且以后还可以慢慢完善。当然商毅也明确规定,结算的白银,一屡以重量为准,并且在每一个海关口发下了标准重量的砝码。
    而对第二点可就有些麻烦,商毅是后世的人,当然知道海关历来都是滋生腐败行为的主要场所,而且腐败行为往往都是集团腐败,一但查出基本就是把整个海关一窝端了。而控制腐败行为的方法也不外三点:实行轮岗利,三年一换;还有是完善制度,尽量少留空子;另外就是加强监督力度,一但查出腐败行为,严惩不贷。
    当然海关一但成立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严打海上走私行为,而这个任务也将由海军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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