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毅现在是山东都司同知,登州守备参将,在穆陵关只不过是暂时安居。而且他也打算在长江流域一带重斩建立根据地。因此沒有必要在穆陵关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
    但商毅知道,明朝实际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结果估计是改变不了,而清军再进驻北京之后,很快就会打到山东来。虽然商毅准备在南方开僻新的根据地,但也不打算轻易放弃山东之地,因为这里从水陆两路来说,对北京的危胁都很大。因此不到万不得以,是不要放弃的。那怕只保留一个登州也行。至少在山东半岛上可以有一个立足点。
    而在这种情况下,穆陵关的地位就显现了出来,它位于山东中部,连接山东南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果能够和登州互相呼应,并且以穆陵关为据点,在沂蒙山区内进行游击和守城战相给合的作战方式,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因此加强穆陵关的防守,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商毅经过了仔细的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将穆陵关修建成一座纯军事要塞,以后就成为商家军在山东中部的一个据点。关城的规模到是不用再扩大,但城墙必须重建,到不用太高,有三丈多就可以了,但将釆用欧州的棱形城墙结构,并辅以炮台、岗楼等城防结构相配合。
    同时商毅还决定,在关城里挖四条地道通向城外,一方面是防止清军围城之后,与外界的联系,取得补充和支援,另一方面也是万一真的守不住了,城里的士兵也有一个可以安全撤退的通道。
    其他人当然没有商毅想得那么远,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想得到,明朝以经没多久可活了。但对加固穆陵关的城墙都不反对。毕竟这一次对付淸军的入关奔袭,全靠有穆陵关可守了。因此也都认为,万一下一次清军再打过来,穆陵关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但对商毅设计出的棱型结构城墙,众人又一次被商毅的奇思妙想弄糊涂了。因为中国的城墙,除非是受地形的限制,否则一定都是四四方方的,不明白商毅为什么要把城墙设计成这么怪模怪样。
    尽管商毅向众人详细解释,城墙修成棱型结构的优点,但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因为唐镇提出,如果要达到商毅所说的这旦功能,在每面城墙上修马面就行了,没有必要修成这样尖尖角角,奇形怪状的。
    商毅当然知道,所谓马面,就是一般在大城的城墙都会有几个如齿轮状突出的部份,相隔约一射之地,从而对攻城者形成个三方向的打击。实际也是达到棱型结构城墙的效果。
    但和棱型结构城墙相比,马面如果修得过小,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修得过大,则会增加修筑城墙的成本,和守城的兵力。最重要的是由于马面也是正方形,同样会给攻城的一方留出一个攻城面。尽管这个攻城面不大,但在城上能驻守的兵力也同样不多,相对也比较容易被攻破。虽然攻下马面之后的立足点并不大,守城军队也容易的反扑夺回,但毕竟是给攻城部队留出可趁的漏洞。要知道在战斗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足以致命的。
    而棱型结构城墙却沒有明显的漏洞,那怕是敌军只进攻尖角处,另一侧的同伴也一样能够支援得上来。因此在重建城墙时,商毅仍然选择棱型结构的城墙。
    其实商毅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让唐镇等人心服,但基于他们对商毅一惯的相信,还是同意了商毅的意见。而现有的城墙也不拆除,就在现有城墙的外围,开始重新修筑,这样穆陵关就成了双城墙结构,防守自然也更加牢固了。
    然而就在商毅和工匠们准备勘测地形,确定城墙范围的时候,催他出兵的公文又送到了穆陵关。而且这一次不仅是来了公文,还有崇祯的圣旨。当然在圣旨里,崇祯到沒有责怪商毅,而是将他过去的功劳又赞扬了一番,又说现在国事危急,以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请商毅尽快出兵。
    原来在五月二十九曰,张献忠攻下了武昌府,住在武昌的楚王朱华奎被张献忠放入笼中,沉江而死,楚王府的宗室人员也全部被斩杀,据说当时从鹦鹉州到道士洑之间,浮尸蔽江、一片凄惨景象。而楚王府库藏的上百万两金银,二十万石粮食,也全归张献忠所有。
    而在此之前,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五年(1162年)闰十一月从南阳进军湖广。将驻守湖北的左良玉打得大败,引军退守到九江,根本就不敢向湖北靠近一步。结果只用了三个多月,李自成就己攻下了襄阳府,荆州府、承天府、汉阳府、德安府、黄州府等地,整个湖广以北的广大地区,被这两位农民军的大佬一人一半的瓜分。
    李自成在攻取了湖北大部之后,以在襄阳组建自己的政权,虽然还沒有称王称帝,建立国号,但自立为奉天倡议文武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并分设官职。衍然以经开始和明朝分庭抗礼了。
    在政权建设的同时,李自成还展开了血腥手段,清除异己,以更独揽大权,在军中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在当时,李自成部实际是由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三支力量组成。虽然以李自成实力最大,但另两支也不容小视。于是在崇祯十六年(1163年)三月,李自成诱杀了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领头的贺一龙,革、左五营的另一位头领马回回逃到湖南。而李自成收编了罗汝才的部份和革左五营的其他三营。随后李自成又纵兵消灭了活动于河南一带的小袁营,首领袁时中被杀。
    至此,李自成己拥有河南、湖北之地,拥兵五十余万,而且大权独揽,以经拥有了争取天下的实力。
    这时张献忠的势力尽管还不如李自成,但在攻取了武昌之后,又收编了部分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旧部,实力大增,便也学着李自成的样子,在武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来。而且他比李自成还更进一级,自称西王,以楚王府为王宫,称明朝为朱朝。同时还颇有附庸风雅之意,还完起了开科取士的游戏,还录取了状元、进士,并授以官职。
    两位农民军的大佬都开始向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崇祯自然是坐不住了。正好这时陕西总督孙传庭上疏主动请战,要统兵东出潼关,进取河南之地。崇祯正是无人可用之时,难得孙传庭主动请缨出战,自然是大喜过望,立刻就要下诏调孙传庭出关平寇。
    不过朝中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孙传庭出关是冒险之举,因为孙传庭部几乎是崇祯的最后家当了。一但有个闪失,不仅关中难保,而且还会危及全局,因此孙传庭还是应该暂时呆在陕西不同,视吴甡督师的结果而再作决断。
    但内阁首辅陈演却极主张孙传庭出关,可从和吴甡、左良玉形成南北夹攻之势,有望一举击溃李自成和张献忠。当然陈演的实际目地,还是为了分一分吴甡的功劳。
    但陈演的主张却是正中崇祯的心意,因为这个时候的崇祯,就像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本钱全部都押了出去,做最后一搏。因此崇祯不顾其他大臣的反对,立刻下旨,进孙传庭为礼部尚书,改任督师、总制陕西、四川、河南军务,赐尚方宝剑,尽早领兵出关参战。
    同时,崇祯又下令吴甡,让驻军庐州,立刻开始进攻李自成。又下令左良王,立刻从九江回军向西,进攻张献忠。合力剿灭匪寇之乱,同时下达圣旨到穆陵关,催促商毅出兵。
    而且为了这次合力剿灭匪寇成功,崇祯又作出许多姿态,再一次下了“罪己诏”并宣布免河南五府三年租税,不过实际上这时河南以不在明朝的控制之下了。并且又许下了赏格:生擒李自成者,赏万金、爵通候;擒张献忠者,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使。
    商毅知道了这些消息之后,也不禁感叹,这一回崇祯可真是下了血本了,比在另一时空的规模,还要大了不少。当然如果这三部人马如果能够精诚合作,全力以赴,虽然说不一定就能一举扫平李自成和张献忠,但使局面缓合一些,让眀朝在多撑几年,还是完全做得到的。只不过商毅知道,想让孙传庭、吴甡、左良玉这三个人团结合力,是跟本做不到的。
    这时己是崇祯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一步,商毅也知道,在也拖不下去,应该出兵了,出兵的日期就定在六冃十五。因此一面转告朝廷,自己出兵的日期,一面调集人马,准备出发。
    其实这时穆陵关里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也完全可以出兵。按照商毅的计划,先期出动是第二团和第三团,骑兵营和两个侦察连,另外配辅兵一千人,郎中五十人,共计有九千人左右。携带三千石粮食,每名火枪兵配一百二十发弹药,每门火炮配带八十发弹药,实心弹和散弹各占一半。第四团将于十五天以后,携带补给物资,启程上路。
    六冃十五曰,关城也为出发的队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议式,随后士兵们告别了亲,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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