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曰，商毅在九江下旨，正式认可黄宗羲所写的［国会宣言］，要求立刻在［中华时报］的头版刊发全文，同时也在［中华时报］上详细的解释国会的作用，向全国宣传设立国会的重大意义，并且商毅还决定，在以后的国会中的在显著位置，将［国会宣言］刻石永存。
等旨意传到达南京之后，內阁成员也都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说内阁成员都预计到商毅会认可［国会宣言］，但毕竞还没有得到商毅的正式确认，谁也不敢说打包票，而现在看来，皇帝果然还是圣明的，而且这一场争端，也终于可以因为皇帝的表态，而平息了下来，不致于发展成为党争。而在筹备的国会中，黄宗羲等议员众人也都无不欢喜，集体对天朝拜，欢呼：“皇上圣明。”
而那些挑起这件事情的官员们碰了一鼻孑灰，心里也自觉得没趣，不过商毅的旨意内容只是认可了［国会宣言］，但并没有提到这场争端，由其是对那些当初反对［国会宣言］的官员，甚致连一个字都没有提，仿佛这一场争端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这也让不少官员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商毅这是什么用意，因为如果按一般的常识，商毅是赞同［国会宣言］的话，那么就应对那些反对的官员进行打压，但商毅一方面认可了［国会宣言］，另一方面对反对派又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这也让很有些让人意外。
只有几位内阁成员清楚，商毅这样处理的目地，是不希望将事情扩大，一来是那么反对的官员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地，但在形式上，是符合帝国的制度，这是商毅一向主张的，毎一个人都权力按正常的程序，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因为这个就对他们进行打压，显然是有违商毅的本意，也打击了目前帝国相对能够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而且一但朝廷打压这一批官员，势必又将牵扯一大批人进来，还会引发新一轮的争端，毕竟在支持［国会宣言］的官员中，有不少人也攒着一口气，只等皇帝的决意公布之后，就立刻发动反击，斗争也就会升级扩大，国家将陷入內耗当中，因此商毅这样处理，是最好的方式。
其实商毅最初的想法，确实是想把反对［国会宣言］的官员全部都撤换掉，因为商毅认为，这一批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思想守旧，都不堪大用。
但叶瑶瑱及时的将商毅劝阻住，认为现在帝国才刚刚建立，不宜有大的波动，有相当一部官员们对商毅的建国思路并不了解，因此出现判断失误，也是正常，慢慢对他们进行引导也就可以了，而另一部有怀有其他目地的官员，暂时也还成不了大气候，只要商毅能够分辩清楚，不吃那一套，也就是了。没有必要突然的更换大批官员，毕竟换上来一批新手，也未必有这批人好用。
而紫玲珑也认为目前帝国确实应该以稳定为主，而且这一次的行为，也还没有到大换班的时候，一但真的对这批官员进行打压，说不定又有人想趁机混水摸鱼，借机排除异己，企图上位，因此不如先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以后再慢慢找人来取代他们，逐步的完成官员的替换。
听了两人的劝告之后，商毅也冷静了下来，知道两人的劝说都有道理，治国不同打仗，不能够搞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刀切，需要的是耐心和谨慎，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政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是除黑就是白，中间还有许多的中间层色，不是除了对就是错，绝大多色的政治斗争其实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区别，而是各党派的利益，因此政治除了大原则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互相妥协，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都同样重要。
就拿这一件事情来说，反对［国会宣言］的人，未必就是反对帝国的制度，更多的是对商毅的思路没有吃透，是中国传统的延续，需要用时间来引导；面赞同［国会宣言］的人，也不一定都是思想进步，也夹杂着不少是有意投商毅所好，进行政治投机，因此绝不能拿单纯的对与错，好与坏给双方贴标签。
因此叶瑶瑱和紫玲珑的意见是对的，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只要肯定［国会宣言］就行了，表明商毅的态度，但只对事，不对人，不能对双方进行定性，尽量缓和矛盾，而不是促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于形成党争。当然如果这个时候谁还不知趣，还一定要沒完没了，那么就对不起了，不管是那一方，都一定要坚决打压下去，同时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己经走到头了。
当然商毅也知道，虽然历代朝廷都在尽量避免党争，但事实上那一朝都不能完全消除得了党争，包括在商毅穿越之前的那个时代，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承在着激烈的党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的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党争政治。，只不过由各国的法制都比较建全，政治道徳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加上舆论监督机制也比较完善，因此各国的党争，基本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之内进行，说白了就是各国都给党争划定了一条红线，而各国的政党也都自觉不自觉不用去釆动这一条红线。
因此对于现在的中华帝国来说，要做得并不是消除党争，而是逐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把党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內，不至于演变成为了争权夺利，而做出不顾国家利益，互相拆台，以至影响到国家正常政治运行的事情来。
而控制党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国会，也就是为斗争的双方提供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怎么拆腾都可以，但绝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这样斗争归斗争，行政归行政，把政治斗争对行政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点。因此国会的建立，也是关系到中华帝国未来的发展进程。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商毅的一行大队人马回到了南京。王夫之等内阁成员也带领着众官员在码头迎接商毅一行。回到了皇宫之后，商毅也例行公式的招见众官员，并且接受了众官员的问侯。众官员也显得十分和睦，几天前的那场争斗似乎真的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毕竟这场争斗并没有充份展开，就被极时的制止住了。商毅当然也向是沒有发过这场争斗一样，提都沒提，君臣互相说了一番套话之后，商毅也宣布退朝，让百官散去。
随后商毅在文华殿招集内阁成员，了解近一段时间內，国内发生过的事情。
当然这次也没有提到这次斗争的事情，因为还有许多国事，要比这次斗争重要得多。这时已经到年末，按照帝国的制度，各部门的年终总结，以及下一年的年度计划都将出台，由其是内阁也将做出过去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度财政报告，第二年的财政预算。这才是商毅最重视的事情。
其实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帝国在各方面都发展形势都非常好，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上，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达到了五亿五千七百二十九万银元，拆合成白银，也就是五千五百多万两。返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数字不反己经超过明朝全盛时期的全国财政收入。就是放在另一时空的清廷，就是在国力最强盛的乾隆年间，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就在六千五百万两白银左右，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己经接近了四亿，而现在虽然帝国沒有进行人口普查，但跟据历史的记载和本时空的现况，现在中国的人口绝不会超过一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算人均收入，现在的中国已是乾隆年间的三倍多。
财政收入达到新高，主要的支柱仍然还是商业税，不仅是对外的贸易，而且中国统一之后，中国的内需量也极大扩大，因此国內的商业量也在迅速扩大，也是财政收入的进一步增涨的主要原因。、
另外，全国统一之后，国土面积也进一步扩大，而且南方的社会经济也有了极大的恢复，岁赋的来源也进一步扩大，这也是财政收入増涨的重要原因。
而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虽然中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并且又收服蒙古，但总体来说，战争的规模已经大大降低了，因此尽量各地恢复社会生产也需要大量资全，但全国的支出也减少了许多，今年的财政盈达到了九千二百三十七万银币，国库的收入也进一步増加。
其实中华帝国虽然年年征战，但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沒有明显的降低，完全都是因为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帝国能够战胜清廷，军事是一方面，而财力也是另一个重点原因。
而且随着中国与欧州国家加强了联系，并且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地，开避了通行欧州的新贸易航线，对外的经济贸易还有扩大的佘地；而在国内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全国各地都恢复了稳定，社会生产也走向正轨之后，岁赋来源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因此帝国的财政收入仍然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等旨意传到达南京之后，內阁成员也都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说内阁成员都预计到商毅会认可［国会宣言］，但毕竞还没有得到商毅的正式确认，谁也不敢说打包票，而现在看来，皇帝果然还是圣明的，而且这一场争端，也终于可以因为皇帝的表态，而平息了下来，不致于发展成为党争。而在筹备的国会中，黄宗羲等议员众人也都无不欢喜，集体对天朝拜，欢呼：“皇上圣明。”
而那些挑起这件事情的官员们碰了一鼻孑灰，心里也自觉得没趣，不过商毅的旨意内容只是认可了［国会宣言］，但并没有提到这场争端，由其是对那些当初反对［国会宣言］的官员，甚致连一个字都没有提，仿佛这一场争端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这也让不少官员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商毅这是什么用意，因为如果按一般的常识，商毅是赞同［国会宣言］的话，那么就应对那些反对的官员进行打压，但商毅一方面认可了［国会宣言］，另一方面对反对派又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这也让很有些让人意外。
只有几位内阁成员清楚，商毅这样处理的目地，是不希望将事情扩大，一来是那么反对的官员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地，但在形式上，是符合帝国的制度，这是商毅一向主张的，毎一个人都权力按正常的程序，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因为这个就对他们进行打压，显然是有违商毅的本意，也打击了目前帝国相对能够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而且一但朝廷打压这一批官员，势必又将牵扯一大批人进来，还会引发新一轮的争端，毕竟在支持［国会宣言］的官员中，有不少人也攒着一口气，只等皇帝的决意公布之后，就立刻发动反击，斗争也就会升级扩大，国家将陷入內耗当中，因此商毅这样处理，是最好的方式。
其实商毅最初的想法，确实是想把反对［国会宣言］的官员全部都撤换掉，因为商毅认为，这一批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思想守旧，都不堪大用。
但叶瑶瑱及时的将商毅劝阻住，认为现在帝国才刚刚建立，不宜有大的波动，有相当一部官员们对商毅的建国思路并不了解，因此出现判断失误，也是正常，慢慢对他们进行引导也就可以了，而另一部有怀有其他目地的官员，暂时也还成不了大气候，只要商毅能够分辩清楚，不吃那一套，也就是了。没有必要突然的更换大批官员，毕竟换上来一批新手，也未必有这批人好用。
而紫玲珑也认为目前帝国确实应该以稳定为主，而且这一次的行为，也还没有到大换班的时候，一但真的对这批官员进行打压，说不定又有人想趁机混水摸鱼，借机排除异己，企图上位，因此不如先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以后再慢慢找人来取代他们，逐步的完成官员的替换。
听了两人的劝告之后，商毅也冷静了下来，知道两人的劝说都有道理，治国不同打仗，不能够搞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刀切，需要的是耐心和谨慎，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政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是除黑就是白，中间还有许多的中间层色，不是除了对就是错，绝大多色的政治斗争其实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区别，而是各党派的利益，因此政治除了大原则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互相妥协，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都同样重要。
就拿这一件事情来说，反对［国会宣言］的人，未必就是反对帝国的制度，更多的是对商毅的思路没有吃透，是中国传统的延续，需要用时间来引导；面赞同［国会宣言］的人，也不一定都是思想进步，也夹杂着不少是有意投商毅所好，进行政治投机，因此绝不能拿单纯的对与错，好与坏给双方贴标签。
因此叶瑶瑱和紫玲珑的意见是对的，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只要肯定［国会宣言］就行了，表明商毅的态度，但只对事，不对人，不能对双方进行定性，尽量缓和矛盾，而不是促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于形成党争。当然如果这个时候谁还不知趣，还一定要沒完没了，那么就对不起了，不管是那一方，都一定要坚决打压下去，同时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己经走到头了。
当然商毅也知道，虽然历代朝廷都在尽量避免党争，但事实上那一朝都不能完全消除得了党争，包括在商毅穿越之前的那个时代，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承在着激烈的党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的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党争政治。，只不过由各国的法制都比较建全，政治道徳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加上舆论监督机制也比较完善，因此各国的党争，基本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之内进行，说白了就是各国都给党争划定了一条红线，而各国的政党也都自觉不自觉不用去釆动这一条红线。
因此对于现在的中华帝国来说，要做得并不是消除党争，而是逐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把党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內，不至于演变成为了争权夺利，而做出不顾国家利益，互相拆台，以至影响到国家正常政治运行的事情来。
而控制党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国会，也就是为斗争的双方提供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怎么拆腾都可以，但绝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这样斗争归斗争，行政归行政，把政治斗争对行政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点。因此国会的建立，也是关系到中华帝国未来的发展进程。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商毅的一行大队人马回到了南京。王夫之等内阁成员也带领着众官员在码头迎接商毅一行。回到了皇宫之后，商毅也例行公式的招见众官员，并且接受了众官员的问侯。众官员也显得十分和睦，几天前的那场争斗似乎真的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毕竟这场争斗并没有充份展开，就被极时的制止住了。商毅当然也向是沒有发过这场争斗一样，提都沒提，君臣互相说了一番套话之后，商毅也宣布退朝，让百官散去。
随后商毅在文华殿招集内阁成员，了解近一段时间內，国内发生过的事情。
当然这次也没有提到这次斗争的事情，因为还有许多国事，要比这次斗争重要得多。这时已经到年末，按照帝国的制度，各部门的年终总结，以及下一年的年度计划都将出台，由其是内阁也将做出过去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度财政报告，第二年的财政预算。这才是商毅最重视的事情。
其实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帝国在各方面都发展形势都非常好，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上，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达到了五亿五千七百二十九万银元，拆合成白银，也就是五千五百多万两。返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数字不反己经超过明朝全盛时期的全国财政收入。就是放在另一时空的清廷，就是在国力最强盛的乾隆年间，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就在六千五百万两白银左右，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己经接近了四亿，而现在虽然帝国沒有进行人口普查，但跟据历史的记载和本时空的现况，现在中国的人口绝不会超过一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算人均收入，现在的中国已是乾隆年间的三倍多。
财政收入达到新高，主要的支柱仍然还是商业税，不仅是对外的贸易，而且中国统一之后，中国的内需量也极大扩大，因此国內的商业量也在迅速扩大，也是财政收入的进一步增涨的主要原因。、
另外，全国统一之后，国土面积也进一步扩大，而且南方的社会经济也有了极大的恢复，岁赋的来源也进一步扩大，这也是财政收入増涨的重要原因。
而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虽然中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并且又收服蒙古，但总体来说，战争的规模已经大大降低了，因此尽量各地恢复社会生产也需要大量资全，但全国的支出也减少了许多，今年的财政盈达到了九千二百三十七万银币，国库的收入也进一步増加。
其实中华帝国虽然年年征战，但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沒有明显的降低，完全都是因为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帝国能够战胜清廷，军事是一方面，而财力也是另一个重点原因。
而且随着中国与欧州国家加强了联系，并且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地，开避了通行欧州的新贸易航线，对外的经济贸易还有扩大的佘地；而在国内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全国各地都恢复了稳定，社会生产也走向正轨之后，岁赋来源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因此帝国的财政收入仍然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