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愕然,郑朗言语同样激烈如此。
    他想法是错的,郑朗不是不进直言,与某些君子相比,区别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胡说八道,强邀直名。
    以前他与赵祯在一起时,也说过一些激烈的话,是讲道理,赵祯才重视之。若全部是好话,媚言,以赵祯的贤明,还能看重郑朗?
    再者与其他直臣不同,这些话全是背下说的,反正是直言进谏,何必非要扯开喉咙向天下人说,我是一个直臣,看,我居然说了这么大胆的话。那成了什么,戾气!进谏是说给皇帝听的,不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赵祯也给郑朗面子,将他的话记录下来,为郑朗辨解。
    很搞笑的一件事,一个臣子的清明,反而需要皇帝为他留下证据,向臣子辨解。
    但并不搞笑,正是君臣相宜的一种表现。如同郑朗花钱买地,是国家的地,居然从百姓手中出重金购买之,在封建年代何其不易,可正是爱民的一种表现。
    富弼不知道内幕,在他心中认为郑朗是温和派,那就是错了,不是不激烈,未到激烈时……
    孙内侍在宫中却听说很多,不以为奇,尴尬地说:“郑知府……”
    “我说重了吗?陛下爱民爱臣,臣身为陛下的臣子,是一种幸福,可一旦小仁小爱,后果就是边境数十州千家哭,万家悲,以后财政会陆续吃紧。并且臣索性再向陛下说一件事,元昊非是昔日李德明,兼并吐蕃一些部族,河西走廊,回鹘,几十万遗留在沙州的唐朝汉民,眼下能抽出五十万以上的军队与我朝作战。当时李继迁仅有十几万战士,我朝吃力,不但血战,还辅以禁榷场,断贸易,导致李继迁诸部不合,再搭上灵州、盐州等地,才换来的短暂和平。不知道此时元昊拥有五十万甲贲,我朝又要割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关中。让元昊消化下去,然后再搭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准北,南下江南,来做一个李后主与陈后主?”
    “五十万?”
    “我是说少了的。对军事,臣不大懂,你对陛下转告,以后不要再问臣,该说的臣早说了,以后要么准备开战,即便陛下忘记他是中国之主,是宗主,不惜中国之威严,苟且偷安,也要打了再说,否则都和不起来。狼是很难喂饱的,求了和,是让他休息一会,元气恢复过来,再打我们宋朝,西北好不起来了。要么施一些威吧,否则战败无罪,会死很多人,会战一次败一次。”郑朗靠在石栏杆上,闭上眼睛,不想说了。
    让他开金手指,西北人选只有数人,最好的是王德用。
    又与朝廷制度不合,一旦武将打出功绩,立即回朝养老,到真正老的时候,才能进入西府,那到顶了,但只要进入西府,休想再率领大军作战。
    还是好的,往后武将想指挥军队都不可能了,只能是文臣,太监。
    瞎指挥的。
    自己推荐王德用,是自找没趣。
    要么是范仲淹与韩琦,西北表现好的两个文臣,但眼下他们未必能清楚认识西北的危害。况且二人也未必能真正建功,范仲淹只知道修堡砦,没有实战大胜证明,韩琦真说起来,指挥失误,也是吃了败仗。
    将范雍换下来,自己没有证据,即便换下范雍,换其他文臣上去,是一样的。
    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让他感到很糟糕透顶。
    努力赚钱吧,多赚一些钱,国家有了经济,就能提供更充足的后勤供给,作战时效果会好些。
    孙内侍不敢作声,来的时候赵祯关照过,一定要说清楚,要问清楚。
    “还有其他策略?”
    “元昊必反,杀郭劝!追封嵬名山遇!为开战做准备!”
    “郭知州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要杀,孙子怎么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关到国家存亡之道,郭劝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还不杀,杀什么人?要么对陛下说一声,臣将杭州关押的数名死犯全部释放吧。比起郭劝的罪孽,他们简直不算罪了。或者臣用钱买郭劝的人头,明年若臣策成功,以后每年可以为国家带上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的收入,用这些钱换郭劝一个人头,不然边事,臣永远不会过问,也不会发一言。说到此了,我不想再说。”
    富弼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不客气地说道:“富兄,我知道你与郭劝是朋友,我与郭劝也认识。但私情不能带到国事上,若有一天,我犯下这样的重大错误,也主动寻死,以谢天下。汉朝时李广仅误军期,以军法杀之。郭劝有什么功劳?难道夸夸其谈也算功劳吗?若不是富兄戾气不重,还知道以国事为重,吏治有为,作为你们那群君子党们,我也会看不起,甚至会想方设法将富兄排挤出杭州,以免耽搁我的大事。”
    富弼哑然,何来如此大的怨气?
    孙内侍道:“二位不用争,我来还有另外两件事。”
    这件事他知道的,包括皇上在内,都有些理亏,而且皇上此时在宫中十分后悔。更明白此时郑朗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国家一点反应也没有,事情发生了,恼怒不用说了。
    “说。”
    “范仲淹在江东的事,你听说没有?”
    范仲淹到了江东,这个圩朝堂也在吵,各有争执,郑朗树了一例,关健没有能吏,虽是样板,但许多方面其他的大臣或是德操不够,或是才能不够,除极个别的知州做得稍好一些外,大多数州府为了圩在争吵不休,有的吵得厉害,迫使知州将修的圩停了工。
    于是范仲淹苦思冥想之下,想了一策。
    不是大户们要争地吗?
    也不划地了,别说什么祖宗法制,祖宗仅是指荒地,不是指圩地。那时候大兴修圩还没有出现呢。因此所兴修的圩田全部划为官圩,除了太平州与少数平安分配下去圩田除外。
    不是大户的,也不是贫困百姓的。想要地可以,给你,但必须按照实地交纳税务。
    一一公平分配不可能了,但丈量实质地亩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是新圩,官员为了政绩,惟恐报的田数少了,想隐占都不可能。以前修的私圩,也不当数,有诏书,任何人等不得私修私圩。
    不服,难道你种了国家的地,不管是官地,或者你私人的地,就不交纳税务了吗?
    不纳两税的很多,刘娥执政与赵祯执政最大缺陷,皆有些心软,但正是心软,让豪强大着胆子兼并,以前也有,可大规模兼并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一兼并与瞒田,等于是不纳税。可正规的法令,豪强也要交两税的,不但要交两税,为了平衡贫富差距,豪强还要纳差役。
    谁敢回答俺就不纳税?
    然后再下令,因为是官圩,所有任何大户人家只能收佃农每亩地一斗租子。凡多收者,任佃农告发,所得圩地全部罚没,连耕都不让你耕种。凭什么种了官家的地,高价剥削佃农?
    若有陷害阻拦佃农者,轻者笞杖,重者刺字流放,并且罚其金给予佃农补偿。
    还会有利,可利很轻,无耻的讨要到一千亩地,能收租子一百斛,再扣去管理的人手,以及其他费用,仅能得五十斛。但又能有多少人要到一千亩。若是一百亩两百亩,利更薄。况且原来手中就有一部分私圩的耕地。
    三条命令一发,分岐全部解决,可各大户人家与豪强吵翻了天。
    辨不得,只好用太平州的故事来弹劾范仲淹。
    范仲淹一听说,行啊,若论分配公平,我斗胆说一句,连郑家子也不及我。
    你们那一个想从官田变成私田,全圩百姓商议好了,我前去处理。
    说到做到,没有做不好的,主要有没有公平之心,能不能放下身体。有的人不服气,聚集起来,喊范仲淹分配,贫困百姓的地好分配,郑朗做的一些事也有着借鉴作用。
    将地划了一划,划成三等分,按田亩分地。鼓励百姓诉冤,地分得少的,一告状什么都知道了。最难的正是大户豪强,但有心了,取证不难,原圩是多少,从哪儿到哪儿,大户瞎说,可有百姓眼睛盯着。一一十成十的补偿。比郑朗做得公平,在郑朗手中过了一趟,最少剥去了四分的地,后来又利用了一些手段,如今太平州大户实得的地,最少缩水了六成。
    一个圩一个圩的来。
    豪强遇到这个痴人,一个个傻眼。
    于是纷纷告黑状,怨气冲天。
    为这件事,郑朗还上书替范仲淹做了辨解。做得好,天下间只有范仲淹一人才能做好,我都不行。
    不过随着老范累得半死不活,告黑状的人更多,赵祯在皇宫里看不到的,而且范仲淹触犯了更多大户豪强的利益,连京城都有许多官员附和,赵祯有些摇动。
    为此事又刻意问了一下。
    郑朗说道:“我在太平州做的事,是一个样板,力求尽善尽美。不过太平州有了芜湖港之利,他州却没有,因此可以仿校,不能全部照搬。范仲淹已经做得快接近这个完美,虽有弊端。”
    “弊端?”
    “任何事只能理论的接近完美,包括我在太平州,同样有弊端。范仲淹这样的分配,必然产生大量官圩,皇帝心软,很有可能看到是官圩,于是赏赐给大臣,害了百姓,误了国家,所以臣当初在太平州时,努力地将所有圩田分给私人,让它成为私圩,正是杜绝这种滥赏。”
    孙内侍苦笑,不但是杜绝,连郑朗自己带头谢绝了陛下的美意,绝赏圩不受。
    “其二成了官圩,虽是一策,那是圩已经量出来,可以后会有更多新圩,那么会谎报耕地面积,以惠大户。范仲淹在,情况会好一点,然而他一去,官圩必然会成为官员与大户勾结的最丑陋场所。因此,以臣之见,国家还要制订条例,隐瞒圩田者,当以重罪处罚。至于京城诸多告黑状的事,你对陛下转告,陛下若连这些黑状都相信,不杀郭劝,臣以后不会在边事发一言。圩是臣所开,若圩田未为国家得利,百姓受益,臣将杭州这件事办好,以后立即退隐回乡,终生不在为官。”
    富弼再次苦笑,刚才将君子党们贬得一无是处,可现在又用一生的仕途力保范仲淹。
    为何?
    但很快郑朗又说道君子党的事,道:“上月初,陛下戒群臣勿得朋党,此举非有错也。又,李相公进言,近岁风俗恶薄,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更是嘉言。朝廷可以拥有不同的政见,还可以争论,这是一种良性争议。比如我们站在这里看西湖,是一景,站在对面栖霞岭上看西湖,又是一景。每一人的思想不同,认识不同,想问题也不同。故我多向他人请教,包括妻子,学生,官吏,工匠,农民村夫,各行各业,听他们的意见声音,再想再思,然后再举政,即便这样,还不断地出现错误,不断地纠正。这种争论的过程,也是一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一种完善的过程。夫子说三人为师,况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一旦结党,事情会很严重。不管是什么党,它都是党,排除己见的利器。君子党以范仲淹为首,还不是大恶,一旦奉李林甫那样的人为首,会成什么?国家立即颠覆。然而识人之难,谁个不知?次之,说易行难,一行便有非议,富兄你也来到杭州多时,能不能做每件事,都让每一个满意?一旦朝堂上只有一个声音,就象天地只有太阳白昼,没有了星星夜晚一样可惧。而且君子党们好,或者吕党好,越来越专横,只要不同意者,便是小人,便是敌人。我做事已经很周全很小心了,同时也很努力,却也成了某些人的小人行列,一次次的攻击。我虽不是君子,但成了小人?奇怪来哉。”
    孙内侍同样摇头。
    富弼无言。
    是石介干的好事,什么人能攻击,可不能攻击郑朗啊。
    “你对陛下说一句,只要敢结党,敢提党,提一次贬放一次,无论任何人,包括时局艰难,若吕夷简继续向以前那样勾结大臣,成了暗党,同样不得重用。朝廷如今什么都缺,唯独人才不缺。就连内侍之中,也有张惟吉、蓝元震、孙全彬这些能宦。”
    孙内侍突然脸红起来,嚅嚅道:“郑知府,孙全彬正是在下。”
    “是你啊……”郑朗咳嗽了好几声,这真闹了一个乌龙。
    富弼也看了孙全彬一眼,此人为赵祯使南海时,一路察所过州县吏治民俗,回对以公,得到君臣一直好评。陕右群盗杀凤州巡检,又派出此人前去立即将群盗剿灭,当值郑朗夸奖。
    但此人大放光彩的是在以后,无论在西北,或者岭南平叛侬智高之乱中,表现皆很突出。
    郑朗自潮地说道:“所以我说国家不缺人才,连陛下垂询臣,也遇到一个能宦,看看杭州,聚集了多少精英。”
    不但朝堂大臣,在西北一旦战役打响,又出了多少武将?
    有的将领英勇智慧,丝豪不亚于任何朝代的名将,不过在宋朝悲催的制度下,于是一起悲催。
    继续说道:“我不但指吕夷简,包括范仲淹,继续同意一些君子结党,围绕在他身边,那么继续放在外任,比如眼下的江东转运使,或者他职,不得进京。”
    至于那个庆历新政,不要当真,一场闹剧罢了。倒是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真要做得小心一点,倒颇有积极意义。
    富弼又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道:“富兄,为什么我这样说,二十年后你便知。”
    眼下富弼肯定不知道的,他不反对君子,但反对现在君子党所谓的君子,更反对这个党。
    “两位,我只带个话,你们别争,”孙全彬立即阻止,在君子党当中,富弼同样是一个骨干分子,所以朝廷一些人有意将他放到杭州,就想郑朗薰陶的。可不能因为自己,导致两人反目成仇,那么影响了另一件大事,未免不美了,接着说道:“陛下,还问李用德的案情。”
    这件大案也传到京城。
    与李用和无关,两人除了同宗外,几乎是八代也找不到关系,但毕竟是同宗,这时代宗族也是一种认可的关系,出了这档子事,李用和在京城也感到尴尬。郑朗迟迟不判,越拖李用和越是尴尬。
    “你对陛下说,案子未决,是臣没有查出来真正的凶手。”
    “不是李用德?”
    “可能会是,可能会不是,但李用德必死无疑,他作下的罪孽太多了。不过陛下问了,正好有些事,臣也要向陛下说一声。第一,这个案件,是怎么查?”
    “怎么查?”
    “是深查还是浅查?”
    “有何区别?”
    “浅查臣仅查真正的杀人凶手,深查,那么将相关的私盐贩子,以及亭户与勾结的官吏一起查出来。”
    “郑知府,当然深查,盐乃朝廷最重要的收入。”
    “孙内侍,你恐怕还不知道,若深查下去,从亭户,到私盐贩子,到船夫,到官吏,有可能会牵连到一百多个州府,几百个县的官吏,无数商人,不要在全国,仅臣在杭州取证,足以让明年几千个人头落地。”
    “怎么会?”
    “为什么不会,朝廷都盐院统计一年产盐是四百万石,但臣斗胆说一句,实际的产盐最少是六百万石。”
    “两百万石?”孙全彬吓了一跳。除去运费、管理费用、官吏支出、损耗,一斤盐为朝廷谋利十文,一石盐最少两千多文钱没有了,两百万石,这是多少钱?实际不能象他这么算,朝廷不可能得到所有盐利,比如在赵祯朝,解盐所获利是两百八十几万贯,加上淮浙盐,总收入也不过八百来万贯。大多数钱不知道哪里去了,宋徽宗时蔡京敛财,盐利忽然涨到四千万贯。来得古怪,消失的得古怪,这滩子水浑得不能再浑。
    “是啊,臣说的是最少的数字。比如在杭州,不用船装运,力气大的,用一根扁担挑一挑,两百斤盐挑出来,走一个十里八里地,就是好几贯钱。朝廷就是用灭三族的法令镇压,能不能弹压起来?但臣刻意看过盐场,却有很多问题。比如亭户,全国七千来户,计一万丁,却担负着几百万石盐的生产,国家近千万缗钱的收益。然而你看过亭户生活没有?”
    “没有。”
    “问题啊,大大的问题,朝廷仅付亭户每斤盐三文钱,试问你有没有食用过三文钱一斤的食盐?这且不算,国家还要征两税,与杂税,甚至官吏贪墨,亭户限制了人身自由,杂税比普通百姓还要更重。甚至祖宗法制,赐其牛与盐具,也要征钱,牛死了继续征牛钱,具用坏了,能征几十年,亭户自己买新具,也要征钱,说是国家所出。以前我经常说陛下仁爱,可不能到盐场看啊,一看,我以为来到秦朝。”
    “这么严重?”
    “你不相信,改天我让家中谦客事你去盐场问一问,盐场随你指定,那一个盐场都是如此。一个亭户每年为国家创造几千缗钱的收益,可他们自己却欠了朝廷几十贯,甚至几百贯的债务。我不懂了,知道国家财政紧张,可为什么连盐户也要敛?几千户啊,一年能敛出多少,是三万贯,还是五万贯?陛下在京城要进行大郊祭吧,不知道会花几百万贯。郊祭还没有开始,元昊要谋反了。陛下想的是什么?”
    “……”
    “亭户是什么人,他们不是人,是国家的牛,猪,狗,奴才,就是陛下养一条狗,还要赐一两肉食,为什么要这么敛?你对陛下说吧,放吧,一年只是几万贯的收益,哪里省一省也就出来了。从现在起,不得对亭户征任何税务。只要他们日子过得下去,有杀头危险,许多亭户就不会挺而走险,以身试法。这是从源头杜绝。”
    “能杜绝吗?”
    “不能,利太厚,但比现在好一些。只有好一些,国家得的益,远比敛出的一些小钱多。还有大亭户,这是最卑鄙的一个群体。他们侵占隐瞒盐田,放高利贷,与官吏勾结,大规模私盐正是他们发动的,不但他们出的盐多,能隐匿的产盐多,也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小亭户的盐才能聚集起来。派人查吧,核实实际盐田亩数,鼓励小亭户告发,让真正的盐田摊薄摊均,没有大亭户,就失去了组织的首恶,纵然还有私盐,量也不会大。到时候会给陛下一个天大的惊喜。哦,对了,让石介来吧,他是君子,他是太阳,能让陛下晒得汗流夹背,为了国家忠心如此,那么能不能将这些作恶多端的大亭户晒得汗流夹背?”
    富弼又想说话,终没有说出来。
    这可不是一件讨好的差事,有可能会得罪无数豪强。但怎么说得出来,既然都敢无中生有的弹劾陛下,为什么不敢为国家镇压这些大亭户。
    郑朗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对杏儿说道:“替我磨墨。”
    不让你带这个口信了,俺写。
    如封不动的写了出来,对亭边的侍卫说道:“你立即骑马,将这封信带给陛下,是密信,不需要经过中书。”
    是吕夷简弄出的玩意,言臣与地方官员不准写密信,更不准私自递到宫内,甚至不能让其他官员在第一时间得知他们写了什么。
    这是屁的规矩,郑朗激怒之下,也不管了。
    “喏。”这个侍卫刚才在亭外也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郑朗是憋着气的,包括所谓的不言边事,实际说了许多边事,还有江东圩的事,也给了定论,事关重大,没有停息,立即骑上马,返回京城。
    郑朗又说道:“难怪以前知日大师说,我早迟会俗了俗了,别的不说,看到许多事,听到许多事,我的好脾气,渐渐也不好了。”
    孙全彬不敢作声。
    “回吧,回吧。”不处理公务了,回家。
    大约是赵祯感到理亏,不会真将郭劝杀掉的,如何处理郭劝,正在考虑,但下了一道诏书,赦免所有亭户的税务。并且也与大臣商议清查大亭户隐匿盐田的事。
    这不是普通的耕地,每一亩盐田所得利润太高。
    可他这不杀,终于迎来一个更大的羞侮。
    郭劝自己作的大孽,还不知自己死活,继续隐瞒,李元昊派了一个官员抵达延州,请求进京上奏,这篇奏书简直是宋朝的奇耻大辱,可是郭劝李渭为了自己押嵬名山遇回去作辨解,上奏说,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阅其表函尚称臣,可渐以礼屈,愿与大臣熟议。
    我们看到表奏了,元昊虽僭越中国名号,可尚能称臣,只要用不好的礼仪招待就可以了,愿陛下与大臣商议一下。
    赵祯看到后还是很高兴的,能称臣就好办,让他们到京城吧。
    到了京城,表奏呈上,道: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名。祖继迁,大举义旗,悉降诸部,收临河五镇,下沿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
    满朝文武一看晕了,臣祖宗是魏帝后代,搞什么呀,你也是皇室血统?
    不要紧,再往下看,制衣冠文字,这个探知了,忍一忍吧。再看,吐蕃等从服,那多么种族都臣服他了,这些本是宋朝的藩臣,怎么变成你李元昊的?
    还要我让你为南面之君,搞什么呀,我们刚刚举行了一个前古未有的大郊祭礼,你要举行登基大礼,还要我默认,难道真让朕向你称臣?
    吵了大半天,并且九成以上的大臣抱着幻想继续媾和,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媾和,导致郑朗所献的数条方略一条没有落实下去,可在一刹那间,全部破灭。(未完待续。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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