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9章 条例司
宋朝国家收入主要四大方面，第一是两税，也就是农业税，实际说起来农业税比汉唐更重，它的来源有些复杂，一是粟稻麦七种谷品，二是罗绫绢纱等十种帛品，三是金银铁铜四种金属品，四是六畜革毛茶盐等六类物产品。因此它的计量单位是贯匹束石件等等。
正常是在三千多万，厉害时有四千多万，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这部分若换成缗钱，最少打六七折。就是如此，也远远高于唐汉，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有几个原因，纳税的比例增加，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田隐了，怎么征？百姓数量比汉唐多，总数增加，人均摊下来，未必增加，最后就是力役减少。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
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看似数量庞大，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
但要看，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还有附加税，例如加耗、头子钱、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蒿钱等等，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原因也很简单，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
三司一年四千万，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故郑朗对司马光说，无论财政如何，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乃是专营，盐酒茶矾香，后三者忽略不计，主要就是酒与盐，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皇祐后再次下降，只有八百多万缗，后来又抬高，升至一千多万缗，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三千多万。酒税也不少，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因为是实缗计算的，若是两税征得轻，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
第三是商税，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宅税，地税，各监各司的榷场税、舶税、矿业税，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一般多者近两千缗，少者八九百万缗。实际若包括后者，远远不止，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
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矿治，造船，仓库。有的属于保管性质，有的有支出有收入，比如造船，一部分乃是国用，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比如抽税买竹场，还比如各大坑矿，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抽税，还有海外的平安监。
第五部分就是和籴、和买与科配，一边买一边卖，理论上以调济为主，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
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归三司管辖，地方征收调配，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那些是正当增加的，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支出亦是如此。
每年统计罗列一次，登于报纸，不但让官员看，还让天下百姓看，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
今年出来有些晚，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与官员填缺一道，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起到安抚人心作用。
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但不大好说，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以及官吏的成本，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
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
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包括各监与南方、增加的商税，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也不算敛民。
接下来就是支出，喜忧参半，不包括裁兵费用，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若没有裁兵费用，已经开始节余。
但……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效果是很惊人的，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是好事，却因裁兵，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
财政仍在亏空，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
有效果，可天下欠负，包括提支（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在内，真正达到三亿出头，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
赵顼看着郑朗问：“郑卿，国家亏空越来越重，可有良策？”
“启禀陛下，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群策群力也。”郑朗平静答道。
实际他心中有数，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节流是重中之重，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官员仍然冗杂，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不过两广扩大，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冗兵此次裁得狠，大约年底会见效。还有空间，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进一步裁减禁兵，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将他们释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宗室费用的增加，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实行伪责任制，减少浪费，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也有官员的费用，比如昂贵的出差费，或者军费，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余者就是开源，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而是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增加商税比例，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
但没有说。
有的说出来，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有的还不大好说，比如动辄讲利，离开这个利行吗，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
甚至造成今天局面，郑朗居功甚伟，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使得朝堂分裂，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加快了败坏的局面，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向谁打官司去，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还有的是仁政，象两税，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现在加上两广，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再比如裁兵，制度是制度，国家困窘如此，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若紧一紧，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一进一出之间，四千万之数没有了，让朝廷来承担。
非烂到这种地步，改革就无法执行，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
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节流，大家一起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才是根本。事实就是根本，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不敢明说如何节流，无论节那一样，都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因此支持率不高。相对而言，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还是不及司马光，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宝马照开，茅台照喝，小蜜照养，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迅速上位。但可能么？
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构思了几十年，有几十年从政经验，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有着无数的金手指，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
赵顼也不怪，郑朗做得很好了，可惜只有一个郑朗。
他又往下看，自曾公亮开始，曾公亮低下头，这不是开玩笑的，三亿余缗，若买牛，能买一亿头牛，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麦子快十亿石，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
没良策，只好低头。
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
赵顼看到欧阳修，问：“欧阳卿，公有何言？”
“陛下，臣以为莫急，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最后得以成功，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欧阳修说道，心里抱怨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国政怎能如此！当然，不敢说的。
“几年后就会健康？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河工四年，花费六七年时光，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即便如此，欠负九千多万！朕不知道何谓几年，还有，利息……”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他也不想剥民，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因此同意郑朗进谏，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但就是稍低，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道：“散吧，散吧。”
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第二天写了辞呈。
忧急之下，赵顼没有挽留，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
对此，郑朗没有太在意。以前提议让欧阳修、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两次改革过去，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欧阳修在不在朝堂，对自己无关紧要了。相反的，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
他在想一件事，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
与垄断无关，千万不能垄断。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但对宋朝不利。
这非是资本主义，有资格能垄断的人，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
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只有中小资本，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
同时一味谈利，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
想要避免这两条，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难度不小。
就在这时候，赵顼下诏，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也看到许多好处了，主动透明化，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还没有加赋于民，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看到国家困难，会配合改革。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进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
至于它的性质，嗯，发改委！
为此，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理天下供上条例》。
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
听完，郑朗脸色也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比他的头发还要白。(未完待续。如果您
正常是在三千多万，厉害时有四千多万，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这部分若换成缗钱，最少打六七折。就是如此，也远远高于唐汉，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有几个原因，纳税的比例增加，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田隐了，怎么征？百姓数量比汉唐多，总数增加，人均摊下来，未必增加，最后就是力役减少。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
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看似数量庞大，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
但要看，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还有附加税，例如加耗、头子钱、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蒿钱等等，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原因也很简单，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
三司一年四千万，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故郑朗对司马光说，无论财政如何，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乃是专营，盐酒茶矾香，后三者忽略不计，主要就是酒与盐，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皇祐后再次下降，只有八百多万缗，后来又抬高，升至一千多万缗，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三千多万。酒税也不少，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因为是实缗计算的，若是两税征得轻，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
第三是商税，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宅税，地税，各监各司的榷场税、舶税、矿业税，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一般多者近两千缗，少者八九百万缗。实际若包括后者，远远不止，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
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矿治，造船，仓库。有的属于保管性质，有的有支出有收入，比如造船，一部分乃是国用，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比如抽税买竹场，还比如各大坑矿，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抽税，还有海外的平安监。
第五部分就是和籴、和买与科配，一边买一边卖，理论上以调济为主，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
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归三司管辖，地方征收调配，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那些是正当增加的，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支出亦是如此。
每年统计罗列一次，登于报纸，不但让官员看，还让天下百姓看，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
今年出来有些晚，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与官员填缺一道，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起到安抚人心作用。
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但不大好说，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以及官吏的成本，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
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
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包括各监与南方、增加的商税，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也不算敛民。
接下来就是支出，喜忧参半，不包括裁兵费用，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若没有裁兵费用，已经开始节余。
但……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效果是很惊人的，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是好事，却因裁兵，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
财政仍在亏空，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
有效果，可天下欠负，包括提支（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在内，真正达到三亿出头，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
赵顼看着郑朗问：“郑卿，国家亏空越来越重，可有良策？”
“启禀陛下，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群策群力也。”郑朗平静答道。
实际他心中有数，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节流是重中之重，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官员仍然冗杂，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不过两广扩大，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冗兵此次裁得狠，大约年底会见效。还有空间，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进一步裁减禁兵，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将他们释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宗室费用的增加，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实行伪责任制，减少浪费，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也有官员的费用，比如昂贵的出差费，或者军费，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余者就是开源，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而是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增加商税比例，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
但没有说。
有的说出来，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有的还不大好说，比如动辄讲利，离开这个利行吗，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
甚至造成今天局面，郑朗居功甚伟，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使得朝堂分裂，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加快了败坏的局面，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向谁打官司去，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还有的是仁政，象两税，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现在加上两广，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再比如裁兵，制度是制度，国家困窘如此，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若紧一紧，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一进一出之间，四千万之数没有了，让朝廷来承担。
非烂到这种地步，改革就无法执行，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
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节流，大家一起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才是根本。事实就是根本，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不敢明说如何节流，无论节那一样，都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因此支持率不高。相对而言，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还是不及司马光，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宝马照开，茅台照喝，小蜜照养，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迅速上位。但可能么？
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构思了几十年，有几十年从政经验，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有着无数的金手指，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
赵顼也不怪，郑朗做得很好了，可惜只有一个郑朗。
他又往下看，自曾公亮开始，曾公亮低下头，这不是开玩笑的，三亿余缗，若买牛，能买一亿头牛，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麦子快十亿石，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
没良策，只好低头。
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
赵顼看到欧阳修，问：“欧阳卿，公有何言？”
“陛下，臣以为莫急，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最后得以成功，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欧阳修说道，心里抱怨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国政怎能如此！当然，不敢说的。
“几年后就会健康？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河工四年，花费六七年时光，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即便如此，欠负九千多万！朕不知道何谓几年，还有，利息……”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他也不想剥民，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因此同意郑朗进谏，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但就是稍低，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道：“散吧，散吧。”
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第二天写了辞呈。
忧急之下，赵顼没有挽留，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
对此，郑朗没有太在意。以前提议让欧阳修、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两次改革过去，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欧阳修在不在朝堂，对自己无关紧要了。相反的，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
他在想一件事，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
与垄断无关，千万不能垄断。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但对宋朝不利。
这非是资本主义，有资格能垄断的人，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
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只有中小资本，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
同时一味谈利，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
想要避免这两条，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难度不小。
就在这时候，赵顼下诏，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也看到许多好处了，主动透明化，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还没有加赋于民，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看到国家困难，会配合改革。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进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
至于它的性质，嗯，发改委！
为此，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理天下供上条例》。
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
听完，郑朗脸色也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比他的头发还要白。(未完待续。如果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