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路与太祖朱元璋搞中国大农场的国策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只有过太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朱由校只在‘敌占区’这种特区搞。太祖是无意为之，实际上就是如此面对着全国；朱由校是有意为之，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皇庄搞特区，一门心思的将这些地方变成大明的粮食、工业基地。这种区别恰恰决定高下之别。
收复的辽东地区当然是简单的如同一张白纸，所有的势力都被一扫而空，辽东以前就是军队的屯田地为主的土地。而军队已经叛变的叛变，被杀的、逃跑的，所有的军方这些势力都已经被洗出了辽东。辽东的各大氏族，也自己满化降了建奴，更是没有人来争抢。而辽民如果返乡，朱由校当然欢迎，归还其土地，但与天门城一样，需要统一的管理。
朱由校让这些进士们来到这里，其目的就是当作‘分管经济的副市长、高官’来培养的。对于集司法、建设、经济、教育、交通、工业、农业、税务等业务与一身的知县、知州，这种全面型的人才的确，朱由校可不敢奢望着批发式处理。这批进士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发展大明经济的烙印，学会了大皇庄那种管理经验，对于各项实用的知识能熟悉的运用，以后‘实习’结束，再试表现，分配到大明各地。将对大明的经济起到何种的作用，朱由校还真是期待。
“皇上，如此将职责淡化，这实习之后，又如何到地方或者朝廷当官？皇上总不能让他们只积累皇庄的经验吧？”孙承宗一奇，皇上这个处理对于辽东来说，是可以的，但这实习将那职责一个个的都放弃了，而那是以后恰恰是要用到的。皇上让他们学的不是为官之道，而是为吏之职，这区别大了。
“孙老师，朕懂你的顾虑，但大明经济的腾飞，始于这批人，这批人只需要学习好皇庄的知识，而后学以致用，在地方上展开手脚。如同朕在青州、大名搞的试点一样，让那里的百姓富裕起来，这才是为官者最大的政绩。而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与科举这些职能中，征税纳粮已经没有了；教化百姓、兴学已经有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全民教育，各地的官员已经由黄尊素在组建当中，也无需官员来操心；灾荒赈济以后会有大明慈善总会刘志选那边，在各地组建机构；听讼断案这一条，下一步朕也会进行改革，大体的意思为，侦缉、审判、监察三项职权，从地方官手中分出，在各地交由吏分别来处理，而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进行直统，地方官只对其监督即可。如此官就是官，掌握着真正当官的事，而不是做着吏的差事。这样算来，以后为官的职责就剩下了劝民农桑了，推而广之，就是将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让百姓们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当官的真正职责。”
这里朱由校谈及的是一个在古代相当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官与吏的区别。在后世也许看不出来什么，也就是一个市的局长和该市的一个县长，都是地市级干部而已。
但在大明可不是这么混淆不明了，官是官、僚是僚、吏是吏，等级相当的森严壁垒。
地方上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
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不在体制内，工资有时是由官发的）。
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从身份上讲，官是上等人，是人民为他服务的；而吏则是下等人，是为官服务的。
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是也。
官与吏的不同归宿。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而吏则不然，他们是土著世守。
不过在京城，这种壁垒已经被收入的巨大差异打的乱七八糟了。京官穷得不得了，京吏却是富得不得了。京官念经书写八股出身，做官后什么都不懂，除了靠那点可怜的俸禄之外，并没有什么外快可捞，相反那可怖的迎来送往以及京城的高消费，让他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言官们一个个靠着‘卖嘴’过日子，而没有这种发言权的，只能干靠了。比较李祖白就是如此人物。
京吏却是世代传袭，每一官署的一本账簿都烂熟于他们胸中，官员非仰仗他们不可。他们要是拿了蹻，则什么事都办不成。
吏、户、礼、兵、刑、工，国家的大事，都出于这六个部，试问吏部的官员对升迁、铨叙、捐纳、京察、大计等等，主管的官如何懂得了许多。
户部的天下钱粮会计、向朝廷入库银两的成色，户吏色色当行，精明无比，若不讲好“斤头”，解京饷的官员休想完成任务。
礼部虽比较清简，但如果想弄点封诰、易名等虚名，若不向礼吏打点，势必一事无成。
收复的辽东地区当然是简单的如同一张白纸，所有的势力都被一扫而空，辽东以前就是军队的屯田地为主的土地。而军队已经叛变的叛变，被杀的、逃跑的，所有的军方这些势力都已经被洗出了辽东。辽东的各大氏族，也自己满化降了建奴，更是没有人来争抢。而辽民如果返乡，朱由校当然欢迎，归还其土地，但与天门城一样，需要统一的管理。
朱由校让这些进士们来到这里，其目的就是当作‘分管经济的副市长、高官’来培养的。对于集司法、建设、经济、教育、交通、工业、农业、税务等业务与一身的知县、知州，这种全面型的人才的确，朱由校可不敢奢望着批发式处理。这批进士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发展大明经济的烙印，学会了大皇庄那种管理经验，对于各项实用的知识能熟悉的运用，以后‘实习’结束，再试表现，分配到大明各地。将对大明的经济起到何种的作用，朱由校还真是期待。
“皇上，如此将职责淡化，这实习之后，又如何到地方或者朝廷当官？皇上总不能让他们只积累皇庄的经验吧？”孙承宗一奇，皇上这个处理对于辽东来说，是可以的，但这实习将那职责一个个的都放弃了，而那是以后恰恰是要用到的。皇上让他们学的不是为官之道，而是为吏之职，这区别大了。
“孙老师，朕懂你的顾虑，但大明经济的腾飞，始于这批人，这批人只需要学习好皇庄的知识，而后学以致用，在地方上展开手脚。如同朕在青州、大名搞的试点一样，让那里的百姓富裕起来，这才是为官者最大的政绩。而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与科举这些职能中，征税纳粮已经没有了；教化百姓、兴学已经有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全民教育，各地的官员已经由黄尊素在组建当中，也无需官员来操心；灾荒赈济以后会有大明慈善总会刘志选那边，在各地组建机构；听讼断案这一条，下一步朕也会进行改革，大体的意思为，侦缉、审判、监察三项职权，从地方官手中分出，在各地交由吏分别来处理，而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进行直统，地方官只对其监督即可。如此官就是官，掌握着真正当官的事，而不是做着吏的差事。这样算来，以后为官的职责就剩下了劝民农桑了，推而广之，就是将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让百姓们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当官的真正职责。”
这里朱由校谈及的是一个在古代相当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官与吏的区别。在后世也许看不出来什么，也就是一个市的局长和该市的一个县长，都是地市级干部而已。
但在大明可不是这么混淆不明了，官是官、僚是僚、吏是吏，等级相当的森严壁垒。
地方上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
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不在体制内，工资有时是由官发的）。
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从身份上讲，官是上等人，是人民为他服务的；而吏则是下等人，是为官服务的。
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是也。
官与吏的不同归宿。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而吏则不然，他们是土著世守。
不过在京城，这种壁垒已经被收入的巨大差异打的乱七八糟了。京官穷得不得了，京吏却是富得不得了。京官念经书写八股出身，做官后什么都不懂，除了靠那点可怜的俸禄之外，并没有什么外快可捞，相反那可怖的迎来送往以及京城的高消费，让他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言官们一个个靠着‘卖嘴’过日子，而没有这种发言权的，只能干靠了。比较李祖白就是如此人物。
京吏却是世代传袭，每一官署的一本账簿都烂熟于他们胸中，官员非仰仗他们不可。他们要是拿了蹻，则什么事都办不成。
吏、户、礼、兵、刑、工，国家的大事，都出于这六个部，试问吏部的官员对升迁、铨叙、捐纳、京察、大计等等，主管的官如何懂得了许多。
户部的天下钱粮会计、向朝廷入库银两的成色，户吏色色当行，精明无比，若不讲好“斤头”，解京饷的官员休想完成任务。
礼部虽比较清简，但如果想弄点封诰、易名等虚名，若不向礼吏打点，势必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