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张献忠的先抑后扬，这时候的李自成和罗汝才就是春风得意了。李自成在攻占了洛阳以后，任命了一位投降的明朝吏员为洛阳治首，首次尝试了建立感觉到。当然在之后左良玉收复洛阳城的战斗中，洛阳城又落到了朝廷的手中，那名吏员也被左良玉处死，但毕竟李自成开始了主动建立政权。
而这时候李、罗联军就要寻找个自己政权的“首都”。李自成首先盯上的就是开封城。不过在围攻开封的过程中，闯营被守城官军和汝宁军给击退，于是李自成就盯上了后备目标——襄阳。
但这个时候，李、罗联军并不能安心去占据襄阳，因为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带领着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部，汇同了同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领的总兵虎大威部紧追不舍，而且击败张献忠部的左良玉也加入了战团，还有一旁的汝宁军在虎视眈眈。
于是李、罗联军开始使用起农民军所擅长的快速流窜，而明军总指挥傅宗龙见农民军不战而走，误认为是胆怯的表现，就带着军队尾追不舍。
可在此时，江南士林界却是风起云涌，他们宛若不见天下战局一般，开始了推相运动，想要把回乡赋闲的原首辅，东林党的代言人——周延儒重新推到首辅的位置上。
说实话，有时候也不得不佩服崇祯皇帝的意志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提他治国能力的大小，只要想想，如果是一般人，在长达十几年，遇上每况愈下的国情，可能早就醉生梦死、自暴自弃了。可崇祯皇帝依然能够呕心沥血、劳心劳力地处理国事，从表现来看，真乃是皇帝之中的楷模啊！
所以现在的崇祯皇帝就与以前一样，受到刺激之后，又想到了要奋然振作一番。所以他首先痛感到佐辅的庸碌无力。
二月二十四日，崇祯皇帝带病召见了一次朝臣。他在乾清宫寝殿的东暖阁里，有气无力地对朝臣们说：“朕御极天下已经十四年了，国家多事，又饥荒不断，人皆相食，实在是太可怜了。最近流寇又攻陷洛阳，福王遇害。连亲叔父都保不住，都是朕的失德所致，真是惭愧得要死啊！”
说着说着，崇祯皇帝不禁流下泪来，而且越哭越觉悲痛，最后竟然失声大恸，涕泗纵横。这是他头一次在召对朝臣的时候公然泣不成声，而且从此哭开了头，以后就常有对着群臣哭天抹泪的事情发生。
但朝臣们眼看着皇帝因为忧国而大病缠身，因为伤心而涕泪交流，竟然无言可对，想不出半个救国图强的良策。为了安慰皇帝，首辅范复粹只是一再说：“这是气数，气数！”
崇祯皇帝只好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这也说不得是气数。就是气数，也要靠人力来挽回呀。”大臣们于是又对以无限延长的沉默。
这样只会陪哭、不说话的辅臣，也难怪崇祯皇帝不满意了。因此，他就想要再次换相。
自从温体仁回乡之后，辅臣已经换过好几拨，首辅也先后用过张至发、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得心应手的，更不用说什么经邦治国的王佐之才。
崇祯皇帝的本意是很想让杨嗣昌来做首辅的，但为了剿平匪患却不得不让他出京督师，最后终致身败名裂。他为杨嗣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因为仔细掂量了一番之后，在朝臣中竟然再找不出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辅佐人才。
国难思忠臣，他于是回忆起原来曾在身边任事的几位大臣。比较能干一点的韩爌、孙承宗以及温体仁都已经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别得到他赏识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还算差强人意。看来，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祯皇帝为了选用新的首辅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正为了周延儒的起复而奔簸忙碌，这个集团就是朝野闻名的江南复社。
复社的建立、成长过程也就不详述了，有兴趣可以查阅史料。我们只要知道，这时候的复社已经控制了江南地区的科考，非复社之人很难中举。而且复社也插手到了官场上官员的任命中了。
随着复社势力和影响的增大，复社首领张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而且他们大都出身于江南世家，同东林党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在道德文章方面的讲求也多与东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复社一直是东林的坚决支持者。复社成员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著名东林党人的子弟。
复社在江南把持选政，几乎掌握了士子们穷达进退的命运，自然使社内人受益匪浅，却也招来社外士人的忌恨；他们激烈拥护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也使得官僚中与东林作对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因此，自崇祯初年起，攻讦复社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到崇祯九、十年间，这种攻讦形成了一次高潮。
感受到了威胁，也使得复社的骨干们更加感到参预政治，发展政治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以后，他们结党干政，大造舆论的活动却更加积极起来。并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他们还干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祯十一年的七月，复社中的一伙年轻人在南京发表了一份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
很好笑的是，阮大铖对复社的这些人向来是很巴结。比如：他主动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江南名妓李香君搓合牵线，还请复社诸公子到家里饮酒看戏。但复社公子们喝了酒，看了戏，却当面把阮大铖挖苦痛骂一番。而且，为此还提高了警惕，以为阮大铖这样的举动明明是为了翻案在做准备。
而阮大铖则狼狈不堪，一面也写了一张揭贴《酬诬琐言》作为回答，一面到处托人向复社诸公子解释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诋。在这样的侮辱下，所以就让阮大铖有了结交吴世恭这个武人之心。
复社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虽然不如攻击阮大铖那样有声有色，淋漓痛快，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却更直接、更深远。在崇祯十三年，复社人士同朝中的东林党人密切合作，搬倒了内阁首辅薛国观。
从朝中的派别体系上看，薛国观属于公开与东林党人对着干的那一类人。也正因为他敢于公开同东林对着干，才受到温体仁的推荐，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东林党人对于有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首辅当国当然很不能满意，受到连带，复社中人也感到非常压抑。
而在此时，正值薛国观为了武清侯李国瑞捐助国库和皇五子夭折的事失去了崇祯皇帝的欢心，地位岌岌可危，张溥的得意弟子吴昌时等人就在朝中策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倒薛运动。
以复社成员为主进行的这次活动同以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行事不同，东林以正直自诩，就是在攻击政敌的时候大体也是直来直去地公然上疏甚至在御前当面指斥，而吴昌时却宁愿走阴柔的路数。吴昌时竭力同宫中太监和东厂首领结交，说了许多好话，送了许多厚礼，然后嘱托宫内太监和东厂人员在皇帝面前不断透露不利于薛国观的消息。
东厂本来就对薛国观很不感兴趣，但是有一次，在崇祯皇帝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皇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崇祯皇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而东厂却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复。
有了复社送钱、出主意，有了东厂的抄刀，薛国观的下场你懂的。于是崇祯皇帝就看到了薛国观结党和受贿的“罪证”。而崇祯皇帝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呆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
一番暗箱操作，终于让崇祯皇帝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但复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皇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
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被抓捕到京城的薛国观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惶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仆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
当薛国观听到圣旨宣布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梁上吊死了。
而这时候李、罗联军就要寻找个自己政权的“首都”。李自成首先盯上的就是开封城。不过在围攻开封的过程中，闯营被守城官军和汝宁军给击退，于是李自成就盯上了后备目标——襄阳。
但这个时候，李、罗联军并不能安心去占据襄阳，因为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带领着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部，汇同了同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领的总兵虎大威部紧追不舍，而且击败张献忠部的左良玉也加入了战团，还有一旁的汝宁军在虎视眈眈。
于是李、罗联军开始使用起农民军所擅长的快速流窜，而明军总指挥傅宗龙见农民军不战而走，误认为是胆怯的表现，就带着军队尾追不舍。
可在此时，江南士林界却是风起云涌，他们宛若不见天下战局一般，开始了推相运动，想要把回乡赋闲的原首辅，东林党的代言人——周延儒重新推到首辅的位置上。
说实话，有时候也不得不佩服崇祯皇帝的意志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提他治国能力的大小，只要想想，如果是一般人，在长达十几年，遇上每况愈下的国情，可能早就醉生梦死、自暴自弃了。可崇祯皇帝依然能够呕心沥血、劳心劳力地处理国事，从表现来看，真乃是皇帝之中的楷模啊！
所以现在的崇祯皇帝就与以前一样，受到刺激之后，又想到了要奋然振作一番。所以他首先痛感到佐辅的庸碌无力。
二月二十四日，崇祯皇帝带病召见了一次朝臣。他在乾清宫寝殿的东暖阁里，有气无力地对朝臣们说：“朕御极天下已经十四年了，国家多事，又饥荒不断，人皆相食，实在是太可怜了。最近流寇又攻陷洛阳，福王遇害。连亲叔父都保不住，都是朕的失德所致，真是惭愧得要死啊！”
说着说着，崇祯皇帝不禁流下泪来，而且越哭越觉悲痛，最后竟然失声大恸，涕泗纵横。这是他头一次在召对朝臣的时候公然泣不成声，而且从此哭开了头，以后就常有对着群臣哭天抹泪的事情发生。
但朝臣们眼看着皇帝因为忧国而大病缠身，因为伤心而涕泪交流，竟然无言可对，想不出半个救国图强的良策。为了安慰皇帝，首辅范复粹只是一再说：“这是气数，气数！”
崇祯皇帝只好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这也说不得是气数。就是气数，也要靠人力来挽回呀。”大臣们于是又对以无限延长的沉默。
这样只会陪哭、不说话的辅臣，也难怪崇祯皇帝不满意了。因此，他就想要再次换相。
自从温体仁回乡之后，辅臣已经换过好几拨，首辅也先后用过张至发、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得心应手的，更不用说什么经邦治国的王佐之才。
崇祯皇帝的本意是很想让杨嗣昌来做首辅的，但为了剿平匪患却不得不让他出京督师，最后终致身败名裂。他为杨嗣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因为仔细掂量了一番之后，在朝臣中竟然再找不出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辅佐人才。
国难思忠臣，他于是回忆起原来曾在身边任事的几位大臣。比较能干一点的韩爌、孙承宗以及温体仁都已经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别得到他赏识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还算差强人意。看来，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祯皇帝为了选用新的首辅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正为了周延儒的起复而奔簸忙碌，这个集团就是朝野闻名的江南复社。
复社的建立、成长过程也就不详述了，有兴趣可以查阅史料。我们只要知道，这时候的复社已经控制了江南地区的科考，非复社之人很难中举。而且复社也插手到了官场上官员的任命中了。
随着复社势力和影响的增大，复社首领张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而且他们大都出身于江南世家，同东林党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在道德文章方面的讲求也多与东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复社一直是东林的坚决支持者。复社成员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著名东林党人的子弟。
复社在江南把持选政，几乎掌握了士子们穷达进退的命运，自然使社内人受益匪浅，却也招来社外士人的忌恨；他们激烈拥护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也使得官僚中与东林作对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因此，自崇祯初年起，攻讦复社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到崇祯九、十年间，这种攻讦形成了一次高潮。
感受到了威胁，也使得复社的骨干们更加感到参预政治，发展政治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以后，他们结党干政，大造舆论的活动却更加积极起来。并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他们还干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祯十一年的七月，复社中的一伙年轻人在南京发表了一份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
很好笑的是，阮大铖对复社的这些人向来是很巴结。比如：他主动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江南名妓李香君搓合牵线，还请复社诸公子到家里饮酒看戏。但复社公子们喝了酒，看了戏，却当面把阮大铖挖苦痛骂一番。而且，为此还提高了警惕，以为阮大铖这样的举动明明是为了翻案在做准备。
而阮大铖则狼狈不堪，一面也写了一张揭贴《酬诬琐言》作为回答，一面到处托人向复社诸公子解释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诋。在这样的侮辱下，所以就让阮大铖有了结交吴世恭这个武人之心。
复社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虽然不如攻击阮大铖那样有声有色，淋漓痛快，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却更直接、更深远。在崇祯十三年，复社人士同朝中的东林党人密切合作，搬倒了内阁首辅薛国观。
从朝中的派别体系上看，薛国观属于公开与东林党人对着干的那一类人。也正因为他敢于公开同东林对着干，才受到温体仁的推荐，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东林党人对于有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首辅当国当然很不能满意，受到连带，复社中人也感到非常压抑。
而在此时，正值薛国观为了武清侯李国瑞捐助国库和皇五子夭折的事失去了崇祯皇帝的欢心，地位岌岌可危，张溥的得意弟子吴昌时等人就在朝中策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倒薛运动。
以复社成员为主进行的这次活动同以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行事不同，东林以正直自诩，就是在攻击政敌的时候大体也是直来直去地公然上疏甚至在御前当面指斥，而吴昌时却宁愿走阴柔的路数。吴昌时竭力同宫中太监和东厂首领结交，说了许多好话，送了许多厚礼，然后嘱托宫内太监和东厂人员在皇帝面前不断透露不利于薛国观的消息。
东厂本来就对薛国观很不感兴趣，但是有一次，在崇祯皇帝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皇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崇祯皇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而东厂却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复。
有了复社送钱、出主意，有了东厂的抄刀，薛国观的下场你懂的。于是崇祯皇帝就看到了薛国观结党和受贿的“罪证”。而崇祯皇帝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呆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
一番暗箱操作，终于让崇祯皇帝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但复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皇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
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被抓捕到京城的薛国观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惶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仆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
当薛国观听到圣旨宣布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梁上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