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杨嗣昌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比起过去崇祯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忙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穷于应付，确实要高明多了。
而崇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人从战略的高度为他系统分析过形势，所以一听这番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感慨地说道：“只恨用卿太晚啊！”
那么战略构思完成以后，杨嗣昌又有什么具体的实施方略呢？
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与吴世恭曾经提出的全场紧逼加区域防守很类似。
而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将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
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而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的。
因此就要增兵。根据杨嗣昌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三万人，而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一万五千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一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五千，总共增兵数达到惊人的十二万。
到了现在，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二十万。调集这样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光从数字上来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
但这里有个问题：在军制败坏的明末，这些匆匆招募的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只有天晓得啦。
当然，增兵以后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笔庞大的开支确实很让人伤脑筋。
崇祯皇帝曾经在以前谕令勋戚之家捐助，但遭到了普遍的抗拒。那些官绅勋贵根本没有急公体国之心。就是那些身处在战区的乡绅也不不愿意捐助。崇祯皇帝忍不住发牢骚道：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
可是崇祯皇帝也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连他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内库的银子来助饷。看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他当年见国库空虚，倒是拿出家财充做辽东的军饷的。也说不清谁的思想境界高了。
那大家都不愿出钱，巨额的军饷也只能再从民间榨取了。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合计天下增税一百九十二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就想长痛不如短痛，可是他们没想到，这加饷却丝毫没加到官绅头上，却全部加到了地方百姓的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府乱收耗募，最终从百姓身上搜刮超过了千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十面张网”一天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一天延续下去，再加上天灾，那流民数量真是节节上升，为农民军提供了充足的补充兵员。
也许崇祯皇帝和杨嗣昌也明白这一些，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上了。为了剿灭农民军，他们俩已经红了眼了。
解决了增兵加饷，就要解决另外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十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十位巡抚，由于涉及到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而在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甡等人，也还老成干练。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无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而大战当前，显然必须调换。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杨嗣昌同他的父亲杨鹤都是在天启时期因为不满于魏忠贤的专权而被罢免官职的，本来同东林党人关系并不坏。但在任永平、山海巡抚期间，因为辖区内有人为迁安的原任侍郎郭巩被收入“逆案”呜冤叫屈，他也觉得郭巩确实冤枉，曾为之向朝廷请命。郭巩并没有因此被宽赦，他本人却因此背上了为阉党翻案的恶名
东林党人最痛恨企图翻“逆案”的人，一律目为奸邪，从此把杨嗣昌打入另册。而杨嗣昌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宁愿为一件小事同东林党人作对到底，决不屈服。
而卢象升出自江南士绅之家，又深受理学熏陶，却是东林一派人。他对于杨嗣昌在服丧期任职和建议加派等作法很不以为然，不时有所表露。这样，两个在当时最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却不能合舟共济。
所以说，党争也确实误国啊！
于是杨嗣昌就选中了两广总督熊文灿。而熊文灿的出名是因为在福建巡抚任上曾经招抚了多年横行海上的著名海盗郑芝龙，后来又在两广平定了大股海盗刘香。所以崇祯皇帝对这个屡建奇功的军事人才一直很注意，特地派亲信太监以到广西采办药材为名，到广东对他进行实地考察。
关于熊文灿的上任也有一些故事：
熊文灿并不知道那名太监是来考察自己的，但招待仍然十分殷勤，送了大批礼物，又大摆宴席，痛饮十日日。
有一天在酒宴上，那太监故意提起了话题，说起了中原流寇总不能平，无人肯为朝廷尽力云云。
而熊文灿多喝了几杯，就忘乎所以了，他拍着桌子大言道：“都是诸臣误国！若是我熊文灿去了，怎么会让那些鼠辈猖獗至此呢？”
于是那名太监立即起身说：“我并非去广西采办，而是奉皇上之命特意考察熊公的。熊公真是当世之才，非公不足以办贼。请作好准备，不久以后大概就会有诏旨下来了。”熊文灿这才吓得酒醒，笔者相信，他当时一定是张大便脸。
当熊文灿离开相对安适的两广，走上危险的五省总理的宦途。在路过庐山的时候，他拜访了熟识的僧人空隐和尚。于是俩人之间有了段很有趣的对话。
空隐和尚问道：“你可是大失误了。你以为所将的兵士足以制贼于死命吗？”
熊文灿摇摇头说不能。
空隐和尚又问道：“手下大将有能委以大任、独当一面，不烦指挥就取得胜利的吗？”
熊文灿摇摇头说无有。
于是空隐和尚就说道：“两者都不能对付贼寇，而皇上特以盛名重任阁下，一旦没有成效，不是要杀头吗？”
熊文灿站立了许久才反问道：“用招抚的办法怎么样？”
空隐和尚说：“我料到阁下必用抚，但流寇与海寇不同，请慎重其事。”
因此，熊文灿就是带着以抚为主的宗旨来出任战区总司令的，这至少同“十面张网”计划的原本意图是不相符的。而统帅们各有主张，对于杨嗣昌方案的实施必然会有不利影响。
还不仅如此，例如性格比较刚硬的孙传庭，他从一开始就对杨嗣昌的“十面网”很不以为然。孙传庭认为：“向来贼势，张则四出，困则归秦，则贼之地利在秦明矣”。如果分散围剿，“贼将踞全秦为窟穴，而四面六隅几为空张之网矣”。
孙传庭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出发点却是从自己陕西一省的地方利益考虑。类似的地方主义情绪在各督、抚中也相当普遍，也给杨嗣昌的作战计划带来了相当多的隐患。
而崇祯皇帝也从来没有听人从战略的高度为他系统分析过形势，所以一听这番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感慨地说道：“只恨用卿太晚啊！”
那么战略构思完成以后，杨嗣昌又有什么具体的实施方略呢？
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与吴世恭曾经提出的全场紧逼加区域防守很类似。
而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将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
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而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的。
因此就要增兵。根据杨嗣昌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三万人，而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一万五千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一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五千，总共增兵数达到惊人的十二万。
到了现在，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已经是超过了二十万。调集这样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光从数字上来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
但这里有个问题：在军制败坏的明末，这些匆匆招募的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只有天晓得啦。
当然，增兵以后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笔庞大的开支确实很让人伤脑筋。
崇祯皇帝曾经在以前谕令勋戚之家捐助，但遭到了普遍的抗拒。那些官绅勋贵根本没有急公体国之心。就是那些身处在战区的乡绅也不不愿意捐助。崇祯皇帝忍不住发牢骚道：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
可是崇祯皇帝也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连他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内库的银子来助饷。看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他当年见国库空虚，倒是拿出家财充做辽东的军饷的。也说不清谁的思想境界高了。
那大家都不愿出钱，巨额的军饷也只能再从民间榨取了。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合计天下增税一百九十二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二百八十万两。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就想长痛不如短痛，可是他们没想到，这加饷却丝毫没加到官绅头上，却全部加到了地方百姓的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府乱收耗募，最终从百姓身上搜刮超过了千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十面张网”一天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一天延续下去，再加上天灾，那流民数量真是节节上升，为农民军提供了充足的补充兵员。
也许崇祯皇帝和杨嗣昌也明白这一些，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上了。为了剿灭农民军，他们俩已经红了眼了。
解决了增兵加饷，就要解决另外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十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十位巡抚，由于涉及到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而在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甡等人，也还老成干练。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无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而大战当前，显然必须调换。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杨嗣昌同他的父亲杨鹤都是在天启时期因为不满于魏忠贤的专权而被罢免官职的，本来同东林党人关系并不坏。但在任永平、山海巡抚期间，因为辖区内有人为迁安的原任侍郎郭巩被收入“逆案”呜冤叫屈，他也觉得郭巩确实冤枉，曾为之向朝廷请命。郭巩并没有因此被宽赦，他本人却因此背上了为阉党翻案的恶名
东林党人最痛恨企图翻“逆案”的人，一律目为奸邪，从此把杨嗣昌打入另册。而杨嗣昌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宁愿为一件小事同东林党人作对到底，决不屈服。
而卢象升出自江南士绅之家，又深受理学熏陶，却是东林一派人。他对于杨嗣昌在服丧期任职和建议加派等作法很不以为然，不时有所表露。这样，两个在当时最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却不能合舟共济。
所以说，党争也确实误国啊！
于是杨嗣昌就选中了两广总督熊文灿。而熊文灿的出名是因为在福建巡抚任上曾经招抚了多年横行海上的著名海盗郑芝龙，后来又在两广平定了大股海盗刘香。所以崇祯皇帝对这个屡建奇功的军事人才一直很注意，特地派亲信太监以到广西采办药材为名，到广东对他进行实地考察。
关于熊文灿的上任也有一些故事：
熊文灿并不知道那名太监是来考察自己的，但招待仍然十分殷勤，送了大批礼物，又大摆宴席，痛饮十日日。
有一天在酒宴上，那太监故意提起了话题，说起了中原流寇总不能平，无人肯为朝廷尽力云云。
而熊文灿多喝了几杯，就忘乎所以了，他拍着桌子大言道：“都是诸臣误国！若是我熊文灿去了，怎么会让那些鼠辈猖獗至此呢？”
于是那名太监立即起身说：“我并非去广西采办，而是奉皇上之命特意考察熊公的。熊公真是当世之才，非公不足以办贼。请作好准备，不久以后大概就会有诏旨下来了。”熊文灿这才吓得酒醒，笔者相信，他当时一定是张大便脸。
当熊文灿离开相对安适的两广，走上危险的五省总理的宦途。在路过庐山的时候，他拜访了熟识的僧人空隐和尚。于是俩人之间有了段很有趣的对话。
空隐和尚问道：“你可是大失误了。你以为所将的兵士足以制贼于死命吗？”
熊文灿摇摇头说不能。
空隐和尚又问道：“手下大将有能委以大任、独当一面，不烦指挥就取得胜利的吗？”
熊文灿摇摇头说无有。
于是空隐和尚就说道：“两者都不能对付贼寇，而皇上特以盛名重任阁下，一旦没有成效，不是要杀头吗？”
熊文灿站立了许久才反问道：“用招抚的办法怎么样？”
空隐和尚说：“我料到阁下必用抚，但流寇与海寇不同，请慎重其事。”
因此，熊文灿就是带着以抚为主的宗旨来出任战区总司令的，这至少同“十面张网”计划的原本意图是不相符的。而统帅们各有主张，对于杨嗣昌方案的实施必然会有不利影响。
还不仅如此，例如性格比较刚硬的孙传庭，他从一开始就对杨嗣昌的“十面网”很不以为然。孙传庭认为：“向来贼势，张则四出，困则归秦，则贼之地利在秦明矣”。如果分散围剿，“贼将踞全秦为窟穴，而四面六隅几为空张之网矣”。
孙传庭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出发点却是从自己陕西一省的地方利益考虑。类似的地方主义情绪在各督、抚中也相当普遍，也给杨嗣昌的作战计划带来了相当多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