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人能够拨开战争的迷雾，透过在山野间行进的军队，透过两军厮杀时的惨烈场面，透过面黄肌瘦的流民遗下的饿殍，看到左右战争胜负的几个关键因素，恐怕就会意识到战略战术在战争中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战争固然有无限多的变化，指挥上的失误、将领对统帅意图的误解、错误的估计形势、预料不及的打击、士气的崩溃，更不用说种种意外。然而战争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混乱无序，也绝不能凭借偶然去获取胜利。
这些想法盘旋在刘琮的脑海中，目光所及之处，却是一片片覆盖在残雪下的农田和远处的树林，安静的小村庄里走动的农夫，夹着尾巴的狗小跑着，不断回头张望。一架牛车正摇摇晃晃的从村子里出来，拉车的老牛从鼻孔中喷出白气，不断晃动着脖颈，似乎对大一早就出来干活很不满意。
想到昨日与鲁肃论及东南之形势，刘琮和鲁肃最终都认为，必须坚守住寿春，以将这个锲子深深的插入江北，割裂广陵与徐州之间的联系。
就总体地形而言，刘琮与曹操还不是很明显的南北对峙，因为在刘琮的记忆中，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中于东南。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实在有其地理上的基础。不过对于刘琮来说，显然不是这样一种局面。
在刘琮所了解的原本历史中，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了不再可能出现的孙吴与曹魏以及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原本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南北对峙，诸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非常大，而南北方在气候、环境以及人的习性差异也随之较大，更使得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对于这一点刘琮深有体会，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断的从关中甚至凉州购入战马，同时又在制造战船，训练水军。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主要的生活方式，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实力和积极性，人自为战。当初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淬炼出的精锐骑兵。现在并州、幽州的骑兵亦多如是。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生长于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彼时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纵横驰骋。
而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更不用说南方地区水网纵横，又多数不能产马，使得骑兵的机动性大打折扣，而组建一支骑兵的费用又高的出奇。
在原本的历史上，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面对震天动地，席卷而来的滚滚铁骑，若是没有严明的军纪，很难想象仅仅凭借个人的意志就能在这样的死亡威胁下保持镇定。在战略战术上，南方军队更注重谋略，讲究部署阵法，善于利用城池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
与北方往往在秋冬时节南下进攻恰恰相反，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多集中在春夏时节。在这个时节正值中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及投送。
那么对于刘琮而言，他既要拥有适用于北方作战的骑兵，又必须有相应的水师来确保在南方地区的军事优势，这里的南方不仅仅是指江东，还包括了荆州甚至益州的一部分。正是得益于对历史的了解，刘琮才能够让自己的目光穿透那些迷雾，看清楚获得最终胜利所需要的那些关键因素。
从大体上来看，历史上南北双方对峙，可谓各有所长，各擅胜场。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理上都可谓利弊参半。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也有机会利用对方的短处。纵观历史，既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气风发，也有“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悲惨下场。
当然“樯橹灰飞烟灭”是不可能了，至少在刘琮所处的这个时空。如果说对历史的认识加强了刘琮的战略意识，那么这些注定不会再发生的战例，则给刘琮提供了许多灵感。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往往会给不明真相的人造成另一种感觉，那就是刘琮拥有的天才般的远见。对于这一点刘琮是绝不会解释的。
行进中的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单调的步伐声，偶尔会有传令的轻骑兵，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融入到这种单调的声音中。不过无论是将士们的低声耳语，伍长或都伯的大声斥责，还是铠甲的铿锵声、刀枪的碰撞声，都未曾分散刘琮的注意力。
他沉浸在对历史的剖析之中，几乎充耳不闻。
就刘琮看来，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会达成一种奇妙的均势。而这种政治、军事上的对抗总会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更大的抵抗。
这条中间线如果从地图上来看，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也能远到黄河——“我见犹怜”桓温、白马将军陈庆之等都曾从南方一直打到洛阳。北方实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发出诸如“投鞭断流”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到了西部地区，则通常以秦岭为界。
因此淮河防线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时代便由寿春扮演了这个角色。由于刘琮夺取了江东，又占据了益州，屯兵汉中，所以黄淮战场就不再是刘琮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本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哪怕在这个时代，也比较明显，既有广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参半，因此更容易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雨水较多，河流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之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上而言，长江的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这道天堑不但使得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同时还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火种，得以从战火离乱的北方转移到南方。
南方势力可以利用那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住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南方水战和守城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唯有江东才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就荆州而言，虽然同样有长江贯通全境，还有汉江等支系水系，但一分为二和隔江而守在地形条件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此之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否则原本历史上曹操“八十万大军”就不可能因为一把火而大败亏输，用曹操自己的话说，是疫情大作，不得已主动撤兵。所以北方实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内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以及不可预知的风险，从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江东地区好勇斗狠的民风，也是刘琮颇为看重的。在《汉书》中的地理志就载有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春秋时的吴越能够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这种悍勇好武的民风。
所以江东三营的设立，不仅仅是要安置孙权灭亡后的残余军队，而是刘琮着力想打造的一支强悍军队，除了确保江东地区不受外地入侵之外，还将用于以后争夺天下的战争之中。
但是刘琮这两年久不在江东，如何确保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忠诚？虽然荆州新政看上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相对保守的江东大族是否更加满足于现状，从而对刘琮的战略构成潜在的威胁？
想到这些问题，刘琮并没有太过烦恼，他的自信不仅仅来自于实力强大的军队，更多的是对大势的把握。无论是渴望建功立业的淮泗集团，还是偏安一隅的江东世家，刘琮都有相应的手段，只是随着势力的日益扩张，他必须将这些矛盾尽可能的化解掉。从而将荆州、益州、扬州甚至交州的所有力量，都集中起来，去达成那个最终的目标——问鼎天下！
这些想法盘旋在刘琮的脑海中，目光所及之处，却是一片片覆盖在残雪下的农田和远处的树林，安静的小村庄里走动的农夫，夹着尾巴的狗小跑着，不断回头张望。一架牛车正摇摇晃晃的从村子里出来，拉车的老牛从鼻孔中喷出白气，不断晃动着脖颈，似乎对大一早就出来干活很不满意。
想到昨日与鲁肃论及东南之形势，刘琮和鲁肃最终都认为，必须坚守住寿春，以将这个锲子深深的插入江北，割裂广陵与徐州之间的联系。
就总体地形而言，刘琮与曹操还不是很明显的南北对峙，因为在刘琮的记忆中，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中于东南。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实在有其地理上的基础。不过对于刘琮来说，显然不是这样一种局面。
在刘琮所了解的原本历史中，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了不再可能出现的孙吴与曹魏以及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原本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南北对峙，诸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非常大，而南北方在气候、环境以及人的习性差异也随之较大，更使得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对于这一点刘琮深有体会，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断的从关中甚至凉州购入战马，同时又在制造战船，训练水军。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主要的生活方式，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实力和积极性，人自为战。当初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淬炼出的精锐骑兵。现在并州、幽州的骑兵亦多如是。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生长于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彼时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纵横驰骋。
而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更不用说南方地区水网纵横，又多数不能产马，使得骑兵的机动性大打折扣，而组建一支骑兵的费用又高的出奇。
在原本的历史上，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面对震天动地，席卷而来的滚滚铁骑，若是没有严明的军纪，很难想象仅仅凭借个人的意志就能在这样的死亡威胁下保持镇定。在战略战术上，南方军队更注重谋略，讲究部署阵法，善于利用城池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
与北方往往在秋冬时节南下进攻恰恰相反，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多集中在春夏时节。在这个时节正值中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及投送。
那么对于刘琮而言，他既要拥有适用于北方作战的骑兵，又必须有相应的水师来确保在南方地区的军事优势，这里的南方不仅仅是指江东，还包括了荆州甚至益州的一部分。正是得益于对历史的了解，刘琮才能够让自己的目光穿透那些迷雾，看清楚获得最终胜利所需要的那些关键因素。
从大体上来看，历史上南北双方对峙，可谓各有所长，各擅胜场。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理上都可谓利弊参半。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也有机会利用对方的短处。纵观历史，既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气风发，也有“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悲惨下场。
当然“樯橹灰飞烟灭”是不可能了，至少在刘琮所处的这个时空。如果说对历史的认识加强了刘琮的战略意识，那么这些注定不会再发生的战例，则给刘琮提供了许多灵感。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往往会给不明真相的人造成另一种感觉，那就是刘琮拥有的天才般的远见。对于这一点刘琮是绝不会解释的。
行进中的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单调的步伐声，偶尔会有传令的轻骑兵，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融入到这种单调的声音中。不过无论是将士们的低声耳语，伍长或都伯的大声斥责，还是铠甲的铿锵声、刀枪的碰撞声，都未曾分散刘琮的注意力。
他沉浸在对历史的剖析之中，几乎充耳不闻。
就刘琮看来，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会达成一种奇妙的均势。而这种政治、军事上的对抗总会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更大的抵抗。
这条中间线如果从地图上来看，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也能远到黄河——“我见犹怜”桓温、白马将军陈庆之等都曾从南方一直打到洛阳。北方实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发出诸如“投鞭断流”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到了西部地区，则通常以秦岭为界。
因此淮河防线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时代便由寿春扮演了这个角色。由于刘琮夺取了江东，又占据了益州，屯兵汉中，所以黄淮战场就不再是刘琮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本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哪怕在这个时代，也比较明显，既有广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参半，因此更容易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雨水较多，河流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之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上而言，长江的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这道天堑不但使得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同时还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火种，得以从战火离乱的北方转移到南方。
南方势力可以利用那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住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南方水战和守城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唯有江东才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就荆州而言，虽然同样有长江贯通全境，还有汉江等支系水系，但一分为二和隔江而守在地形条件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此之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否则原本历史上曹操“八十万大军”就不可能因为一把火而大败亏输，用曹操自己的话说，是疫情大作，不得已主动撤兵。所以北方实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内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以及不可预知的风险，从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江东地区好勇斗狠的民风，也是刘琮颇为看重的。在《汉书》中的地理志就载有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春秋时的吴越能够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这种悍勇好武的民风。
所以江东三营的设立，不仅仅是要安置孙权灭亡后的残余军队，而是刘琮着力想打造的一支强悍军队，除了确保江东地区不受外地入侵之外，还将用于以后争夺天下的战争之中。
但是刘琮这两年久不在江东，如何确保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忠诚？虽然荆州新政看上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相对保守的江东大族是否更加满足于现状，从而对刘琮的战略构成潜在的威胁？
想到这些问题，刘琮并没有太过烦恼，他的自信不仅仅来自于实力强大的军队，更多的是对大势的把握。无论是渴望建功立业的淮泗集团，还是偏安一隅的江东世家，刘琮都有相应的手段，只是随着势力的日益扩张，他必须将这些矛盾尽可能的化解掉。从而将荆州、益州、扬州甚至交州的所有力量，都集中起来，去达成那个最终的目标——问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