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还是氏族社会，施行的还是撂荒耕作制、刀耕火种，农具也是以石器为主。
夏、商、西周，随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青铜农具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出现更是昭显了农业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所谓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想要国力强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百姓。想要养活更多的百姓，就必须要有更多的粮食。粮食出自农田，农田要么数量足够多，要么产量足够大，否则，兴国强兵就无从谈起。
平原相比较山地要好开垦的多，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文明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魏国、秦国这样的国家率先崛起。即使是赵国、楚国这些多山地的国家，崛起的时候也是靠着治下的广阔平原，于赵国而言是邯郸、巨鹿之地，于楚国而言是淮泗之地。
韩王深知技术是重要性，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韩国就不能生产出投石机、汉弩这样的利器，也不可能在五国伐韩的时候，轻而易举地熬到反击的时刻。奖励农耕，大幅度提高工匠的待遇，将商人置身于农夫、工匠、士子平等的地位，这些政策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已经深入人心。
早些年，南阳郡召集当地的工匠，研制出直辕犁，大大提高了在平原的耕种效率。那一年，南阳郡郡守考核为优，秩提拔到两千石，升为大司农。不少工匠获得爵位，羡煞旁人。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汉朝才出现直辕犁。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永远不容小觑，有些技术的进步需要日积月累，有些技术的进步则欠缺一个好的引导。一个优越的奖励制度足以让无数工匠、百姓动心，成为贵族，获得爵位，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成为近在咫尺的，直辕犁的出现提早了百年，也就不足为奇。
没有人想到，凉州刺史魏辙在组织百姓修建好郑国渠后，献上了又一份厚礼，那就是曲辕犁。直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用在北方的平原地区尚可。但如果用在南方的湿潮土地就有些不够用了。
从直辕犁到曲辕犁，看似只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但技术的进步往往就在这几处微小的细节。这样改动之后，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牲畜。即使的南方山地中小块小块、零零碎碎的平地，也可以用曲辕犁耕作。
韩国方才拿下荆州，荆州下辖的南郡、洞庭郡多平原，人口密集尚好些，九江郡、巫郡、苍梧郡、黔中郡可真正称得上是地广人稀，限制这四郡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土地贫瘠，难以开垦，实在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有了曲辕犁，韩国就能大力开发荆州，将荆州在二十年内变成鱼米之乡，并非是幻想。当然，想要荆州真正成为媲美司隶州、徐州、青州、冀州、凉州、豫州这样的存在，需要的可不是一代人的努力。但曲辕犁总归是让韩国看到了希望。
在演示了曲辕犁的方便之后，即使最苛刻的御史大夫范睢也不得不承认，单单是曲辕犁一项就胜过了郑国渠的意义。
郑国渠不过是让扶风郡成为了富饶之地，于整个关中而言其实是锦上添花。但曲辕犁却能让九江郡、巫郡、苍梧郡、黔中郡四郡之地成为鱼米之乡。论地域，六个扶风郡才能比得上九江、巫郡、苍梧、黔中。想想看吧，如果荆州可以开发起来，完全可以养活八十多万户百姓。更别提韩国还有很大的可能灭掉楚国。在淮水以南，有足够的土地让曲辕犁大展身手。
与曲辕犁相比，无论是青州献上的《齐民要术》（一本综合性农学著作，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作者是北魏的贾思勰，在这里比较狭隘，仅仅记载齐地百姓对耕种农作物的各种体会），还是益州关于一年两熟稻谷的耕种心得都显得失去了颜色。
凉州献上如此一份厚礼，韩王自然是欣喜异常。凭借郑国渠的修建完成和曲辕犁的发明，凉州刺史魏辙也成为公元前二六一年功勋最为卓著的州郡长官。
按照新法两年一小考、四年一大核的制度，在凉州执政四年就令关中政通人和、百姓归心的魏辙已经达到了升迁的条件。无论是提高俸禄，提高爵位，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提高到什么职位，群臣也多半有了猜想。按照韩王能者多劳的行事，魏辙多半会成为荆州刺史。首先，荆州是韩国新占据的土地，形势复杂，民风彪悍的程度不下凉州。将凉州很快稳定下来的魏辙已经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处理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其次，曲辕犁是魏辙指挥工匠们发明的，以荆州为试点，大力推广曲辕犁，魏辙也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如果魏辙可以是数年之内令荆州样貌焕然一新，想必下一步就能晋升到九卿的高位。
当然，也不排除韩王将魏辙平调到司隶州当刺史，原司隶州刺史韩英则前往凉州赴任的可能。毕竟，魏辙尚未有在都城周遭执政的经验，在司隶州镀镀金然后成为九卿，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因为管辖着都城，司隶州刺史明显比其他八州的刺史高出半级，也是最容易提拔的刺史。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韩王直接将魏辙提拔到九卿的高位，太尉一职目前是空缺的，目前最有希望接替暴鸢成为太尉的就是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成为太尉，魏辙都能填补他们留下来的空白。
从能力上讲，魏辙也是不欠缺的。魏辙知兵而善用，在河东的时候，虽然在和白起的对抗中落在下风，但也是因为暴鸢的大意让韩军失去了先机，受制于秦军。最后放弃河东，更是出自韩王的授意。如果给魏辙足够的兵马，即使不能收复整个河东，占据安邑以东的半个河东和秦军相持，魏辙还是可以做到的。
平调到要害之地荆州当刺史、入司隶州镀金做刺史、成为卫尉或者郎中令，这是群臣设想过的有关魏辙的下一步去向。但群臣怎么也没想过，韩王会如此重用魏辙，将魏辙一下子提拔到太尉的职位上！！
是的，魏辙成为了韩国三公之一的太尉，韩国第二任太尉不是群臣之中呼声最高的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而是之前为人低调的凉州刺史魏辙！！
三个多月来，李牧、蒙骜由当初的热切变得淡然，无论韩王任命自己还是对方为太尉，都是情理之中。即使自己落选，自己最多有些失落，但还是会兢兢业业地配合对方，辅佐韩王。但没想到，韩王居然选择了群臣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凉州刺史魏辙！！
魏辙是立下了大功不假，但问题是魏辙之前只是凉州刺史，俸禄不过是两千石。当初，韩王下令在郡以上设置州，以刺史管辖之，本意是将刺史作为郡守升迁到中央的一个跨度。在中央，先成为九卿，再成为位极人臣的三公，是所有人的共识。虽然韩王从来没有表示过三公之位，非九卿不能承袭，但却是所有大臣私底下的共识。
这涉及到一个资历问题，排资论辈向来是国人的惯例，哪怕是一个老臣碌碌无为，无甚功劳，也能用资历压倒所有胸怀大才的年轻人，甚至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压得不合自己心意的后进晚辈郁郁不能得志。
魏辙听到韩王的这个任命，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也不由一阵惶恐，诚惶诚恐地长揖道：“恕臣愚钝，臣唯恐辜负王上信任，不敢受此大任！”
魏辙很清楚，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可都是眼巴巴地盯着太尉这个职位呢，甚至就连征东将军韩腾、征南将军乐乘、新晋伯爵白起、王翦说不定也对这个职位有野望。如果自己坦然接受，会得罪一大批臣子。韩王不是在给自己奖赏，而是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把自己放到火上烤啊！
韩王却是不顾群臣的讶然，微微一笑，说道：“爱卿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能令凉州大治，岂能是爱卿所说的愚钝？！如果就连爱卿都愚钝，那我们韩国没有多少能干的臣子了！寡人倒是希望群臣像爱卿一样愚钝！”
魏辙依然面露难色，进退维谷。答应吧，自己一怕做不好，二怕得罪其他大臣。不答应吧，看韩王的坚决态度，自己再继续推诿的话那就是对抗王命。魏辙第一次发现，有功劳也是大错啊！自己或许，不，是一定，就不该如此急切得献上曲辕犁。如果自己没有献上曲辕犁，韩王就不会大喜，韩王不会大喜，就不会在大喜之下提拔自己当什么劳什子的太尉。单凭郑国渠的修建完成，并不足以让韩王有充足的理由擢升自己到如此高位。算上曲辕犁，则大为不同！自己没事献什么曲辕犁啊？！这下好了，抢了李牧、蒙骜的风头，入了韩王的法眼，自己怎么都难以全身而退了！
可魏辙哪里知道，韩王之所以将任命太尉一事一拖再拖，就是瞅准了郑国渠马上就要修建完成，在各国和群臣属意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的时候，在朝堂上群臣为太尉的人选争执不休的时候，韩王就已经放弃了让李牧、蒙骜接任太尉。
一方面是韩王心里不舒服。的确，论威望，论资历，李牧、蒙骜是最合适的人选。白起也好，王翦也好，有能力无资历。韩腾也好，乐乘也好，有资历无能力。他们统领十万大军，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不在话下，但如果让他们指点江山，则有些差强人意，最多中规中矩。换而言之，他们擅长的是战术，而非战略。太尉一职，更多是的统领全局，而不是率领精锐陷阵冲杀。从这个方面讲，最早跟随韩王的李牧、蒙骜占尽优势。而白起则是上百次厮杀锻炼出来的直觉，王翦受教于白起，有师生之谊，也是不在话下。
李牧、蒙骜、白起、王翦从能力上说，皆是太尉合适的人选。考虑到资历和群臣的感受，尤其是考虑到一直追随韩王的老臣的自尊心和韩国人的骄傲，白起、王翦被排除在外。李牧、蒙骜当仁不让地成为大热门，也在韩王的意料之内。
虽然从后世中了解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韩王还是想要看看朝堂之上究竟有多少派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韩王将太尉的人选交由群臣来商议，尤其是不让群臣当即表态，而是给了十天的时间来思考，初衷就是看看朝堂之上有什么隐患。
短短十三年的时间，韩国从上党、颍川两郡之地，扩张到九州之地，三十二郡的地盘，速度实在太快了些。韩国之所以可以迅速扩张，是因为走得是秦国的路数，以战养战，以军功刺激着百姓的进取心。但所谓贪多嚼不烂，繁华的背后是种种没有暴露的隐患。对新占领的土地，韩国是拉拢一批地方豪族，打压一批地方豪族，重用当地出身的士子。百姓们总是对本地的士子更加信任。所谓本地的士子不一定非要是本县的士子，只要是本郡的士子，一旦成为父母官，政策执行的效率更好。
韩王当然清楚，这种现象容易滋生腐败。强龙不压地头蛇，如果本地的士子成为本地的父母官，非常容易产生官员和豪族勾结，鱼肉乡里。只是，说到底，还是韩国扩张的实在太快，颍川书院虽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但相对于韩国的扩张速度来看，还是太少了。在没有大量的储备官员前，韩王只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
不过，韩王发现，自己还是小觑了自己这种容忍妥协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试图结党营私，他们似乎也清楚，现在是韩国的权宜之计，也许当各地的百姓归心后，他们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失去了权势。当然，也有不少士子觉得，这是自己表现的机会。只要自己做出政绩，无论是出于维护声誉的必要还是为了维持稳定，韩国都不会弃用自己。
前者人数虽少，但联合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朝中有人。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放之天下而皆准。因此，青州的官员就去找关系，交好齐人出身的郎中令蒙骜；东郡、砀郡、河内的官员就去想方设法拜见御史大夫范睢；徐州的官员就去找楚国人出身的太仆黄勃。冀州的官员就想要交好卫尉李牧。
韩王当然愿意相信蒙骜、李牧、范睢、黄勃对自己的忠心，也愿意相信他们不过是利用地方官员稳住当地的时局，但韩王心里面依然不舒服。尤其是李牧、蒙骜在收受了冀州、青州官员送出的礼物后，心里就更加不舒服！
人总是会变的，但一个历史时空下忠贞不渝的死节之臣，在另一个时空也许就是十恶不赦的奸臣贼子。在太尉的人选问题上，手底下大臣的反应也似乎越来越证明，党派已经渐渐形成。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们还是会一致对外。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大事上，分歧会越来越大。
韩王将这一切都冷眼看在眼里，看着各国如同跳梁小丑一样上蹿下跳，试图加深韩国朝堂上各个派系的裂隙，分化、离间韩国，想要让韩国陷入内耗。也看着李牧、蒙骜的坐视不理，其实心中对太尉一职很是期望。
李牧、蒙骜都是难得的良将，韩王并不想因为一个尚未成为事实的由头就对他们弃之不用。在对不识趣要求自己尽快任命太尉的官员小施惩戒后，李牧、蒙骜终于恍然大悟，划清了和冀州、青州官员的关系。张平、范睢等人也醒悟过来。这让韩王心里很是安慰。
但安慰并不代表就将此事轻轻揭过去。人总是善忘的，没有足够的教训，人永远不会记得自己所犯的错误。
韩王要让群臣知道，能够主宰决定韩国命运的，只能是自己。能够决定太尉人选的，依然只能是自己。群臣的职责是贯彻自己的命令，提出建议，而不是动不动就拿国家的安稳来说事，逼迫自己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
另一方面，韩王也知道，无论是任命李牧做太尉，还是任命蒙骜做太尉，都不可避免的伤了另外一人的心。两人资历、功劳相差无几，实在难以取舍。这个时候，反而不如另选一人，打破僵局。能够教出张良这样大才的黄石公——魏辙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夏、商、西周，随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青铜农具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出现更是昭显了农业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所谓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想要国力强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百姓。想要养活更多的百姓，就必须要有更多的粮食。粮食出自农田，农田要么数量足够多，要么产量足够大，否则，兴国强兵就无从谈起。
平原相比较山地要好开垦的多，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文明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魏国、秦国这样的国家率先崛起。即使是赵国、楚国这些多山地的国家，崛起的时候也是靠着治下的广阔平原，于赵国而言是邯郸、巨鹿之地，于楚国而言是淮泗之地。
韩王深知技术是重要性，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韩国就不能生产出投石机、汉弩这样的利器，也不可能在五国伐韩的时候，轻而易举地熬到反击的时刻。奖励农耕，大幅度提高工匠的待遇，将商人置身于农夫、工匠、士子平等的地位，这些政策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已经深入人心。
早些年，南阳郡召集当地的工匠，研制出直辕犁，大大提高了在平原的耕种效率。那一年，南阳郡郡守考核为优，秩提拔到两千石，升为大司农。不少工匠获得爵位，羡煞旁人。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汉朝才出现直辕犁。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永远不容小觑，有些技术的进步需要日积月累，有些技术的进步则欠缺一个好的引导。一个优越的奖励制度足以让无数工匠、百姓动心，成为贵族，获得爵位，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成为近在咫尺的，直辕犁的出现提早了百年，也就不足为奇。
没有人想到，凉州刺史魏辙在组织百姓修建好郑国渠后，献上了又一份厚礼，那就是曲辕犁。直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用在北方的平原地区尚可。但如果用在南方的湿潮土地就有些不够用了。
从直辕犁到曲辕犁，看似只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但技术的进步往往就在这几处微小的细节。这样改动之后，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牲畜。即使的南方山地中小块小块、零零碎碎的平地，也可以用曲辕犁耕作。
韩国方才拿下荆州，荆州下辖的南郡、洞庭郡多平原，人口密集尚好些，九江郡、巫郡、苍梧郡、黔中郡可真正称得上是地广人稀，限制这四郡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土地贫瘠，难以开垦，实在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有了曲辕犁，韩国就能大力开发荆州，将荆州在二十年内变成鱼米之乡，并非是幻想。当然，想要荆州真正成为媲美司隶州、徐州、青州、冀州、凉州、豫州这样的存在，需要的可不是一代人的努力。但曲辕犁总归是让韩国看到了希望。
在演示了曲辕犁的方便之后，即使最苛刻的御史大夫范睢也不得不承认，单单是曲辕犁一项就胜过了郑国渠的意义。
郑国渠不过是让扶风郡成为了富饶之地，于整个关中而言其实是锦上添花。但曲辕犁却能让九江郡、巫郡、苍梧郡、黔中郡四郡之地成为鱼米之乡。论地域，六个扶风郡才能比得上九江、巫郡、苍梧、黔中。想想看吧，如果荆州可以开发起来，完全可以养活八十多万户百姓。更别提韩国还有很大的可能灭掉楚国。在淮水以南，有足够的土地让曲辕犁大展身手。
与曲辕犁相比，无论是青州献上的《齐民要术》（一本综合性农学著作，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作者是北魏的贾思勰，在这里比较狭隘，仅仅记载齐地百姓对耕种农作物的各种体会），还是益州关于一年两熟稻谷的耕种心得都显得失去了颜色。
凉州献上如此一份厚礼，韩王自然是欣喜异常。凭借郑国渠的修建完成和曲辕犁的发明，凉州刺史魏辙也成为公元前二六一年功勋最为卓著的州郡长官。
按照新法两年一小考、四年一大核的制度，在凉州执政四年就令关中政通人和、百姓归心的魏辙已经达到了升迁的条件。无论是提高俸禄，提高爵位，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提高到什么职位，群臣也多半有了猜想。按照韩王能者多劳的行事，魏辙多半会成为荆州刺史。首先，荆州是韩国新占据的土地，形势复杂，民风彪悍的程度不下凉州。将凉州很快稳定下来的魏辙已经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处理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其次，曲辕犁是魏辙指挥工匠们发明的，以荆州为试点，大力推广曲辕犁，魏辙也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如果魏辙可以是数年之内令荆州样貌焕然一新，想必下一步就能晋升到九卿的高位。
当然，也不排除韩王将魏辙平调到司隶州当刺史，原司隶州刺史韩英则前往凉州赴任的可能。毕竟，魏辙尚未有在都城周遭执政的经验，在司隶州镀镀金然后成为九卿，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因为管辖着都城，司隶州刺史明显比其他八州的刺史高出半级，也是最容易提拔的刺史。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韩王直接将魏辙提拔到九卿的高位，太尉一职目前是空缺的，目前最有希望接替暴鸢成为太尉的就是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成为太尉，魏辙都能填补他们留下来的空白。
从能力上讲，魏辙也是不欠缺的。魏辙知兵而善用，在河东的时候，虽然在和白起的对抗中落在下风，但也是因为暴鸢的大意让韩军失去了先机，受制于秦军。最后放弃河东，更是出自韩王的授意。如果给魏辙足够的兵马，即使不能收复整个河东，占据安邑以东的半个河东和秦军相持，魏辙还是可以做到的。
平调到要害之地荆州当刺史、入司隶州镀金做刺史、成为卫尉或者郎中令，这是群臣设想过的有关魏辙的下一步去向。但群臣怎么也没想过，韩王会如此重用魏辙，将魏辙一下子提拔到太尉的职位上！！
是的，魏辙成为了韩国三公之一的太尉，韩国第二任太尉不是群臣之中呼声最高的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而是之前为人低调的凉州刺史魏辙！！
三个多月来，李牧、蒙骜由当初的热切变得淡然，无论韩王任命自己还是对方为太尉，都是情理之中。即使自己落选，自己最多有些失落，但还是会兢兢业业地配合对方，辅佐韩王。但没想到，韩王居然选择了群臣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凉州刺史魏辙！！
魏辙是立下了大功不假，但问题是魏辙之前只是凉州刺史，俸禄不过是两千石。当初，韩王下令在郡以上设置州，以刺史管辖之，本意是将刺史作为郡守升迁到中央的一个跨度。在中央，先成为九卿，再成为位极人臣的三公，是所有人的共识。虽然韩王从来没有表示过三公之位，非九卿不能承袭，但却是所有大臣私底下的共识。
这涉及到一个资历问题，排资论辈向来是国人的惯例，哪怕是一个老臣碌碌无为，无甚功劳，也能用资历压倒所有胸怀大才的年轻人，甚至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压得不合自己心意的后进晚辈郁郁不能得志。
魏辙听到韩王的这个任命，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也不由一阵惶恐，诚惶诚恐地长揖道：“恕臣愚钝，臣唯恐辜负王上信任，不敢受此大任！”
魏辙很清楚，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可都是眼巴巴地盯着太尉这个职位呢，甚至就连征东将军韩腾、征南将军乐乘、新晋伯爵白起、王翦说不定也对这个职位有野望。如果自己坦然接受，会得罪一大批臣子。韩王不是在给自己奖赏，而是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把自己放到火上烤啊！
韩王却是不顾群臣的讶然，微微一笑，说道：“爱卿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能令凉州大治，岂能是爱卿所说的愚钝？！如果就连爱卿都愚钝，那我们韩国没有多少能干的臣子了！寡人倒是希望群臣像爱卿一样愚钝！”
魏辙依然面露难色，进退维谷。答应吧，自己一怕做不好，二怕得罪其他大臣。不答应吧，看韩王的坚决态度，自己再继续推诿的话那就是对抗王命。魏辙第一次发现，有功劳也是大错啊！自己或许，不，是一定，就不该如此急切得献上曲辕犁。如果自己没有献上曲辕犁，韩王就不会大喜，韩王不会大喜，就不会在大喜之下提拔自己当什么劳什子的太尉。单凭郑国渠的修建完成，并不足以让韩王有充足的理由擢升自己到如此高位。算上曲辕犁，则大为不同！自己没事献什么曲辕犁啊？！这下好了，抢了李牧、蒙骜的风头，入了韩王的法眼，自己怎么都难以全身而退了！
可魏辙哪里知道，韩王之所以将任命太尉一事一拖再拖，就是瞅准了郑国渠马上就要修建完成，在各国和群臣属意卫尉李牧、郎中令蒙骜的时候，在朝堂上群臣为太尉的人选争执不休的时候，韩王就已经放弃了让李牧、蒙骜接任太尉。
一方面是韩王心里不舒服。的确，论威望，论资历，李牧、蒙骜是最合适的人选。白起也好，王翦也好，有能力无资历。韩腾也好，乐乘也好，有资历无能力。他们统领十万大军，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不在话下，但如果让他们指点江山，则有些差强人意，最多中规中矩。换而言之，他们擅长的是战术，而非战略。太尉一职，更多是的统领全局，而不是率领精锐陷阵冲杀。从这个方面讲，最早跟随韩王的李牧、蒙骜占尽优势。而白起则是上百次厮杀锻炼出来的直觉，王翦受教于白起，有师生之谊，也是不在话下。
李牧、蒙骜、白起、王翦从能力上说，皆是太尉合适的人选。考虑到资历和群臣的感受，尤其是考虑到一直追随韩王的老臣的自尊心和韩国人的骄傲，白起、王翦被排除在外。李牧、蒙骜当仁不让地成为大热门，也在韩王的意料之内。
虽然从后世中了解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韩王还是想要看看朝堂之上究竟有多少派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韩王将太尉的人选交由群臣来商议，尤其是不让群臣当即表态，而是给了十天的时间来思考，初衷就是看看朝堂之上有什么隐患。
短短十三年的时间，韩国从上党、颍川两郡之地，扩张到九州之地，三十二郡的地盘，速度实在太快了些。韩国之所以可以迅速扩张，是因为走得是秦国的路数，以战养战，以军功刺激着百姓的进取心。但所谓贪多嚼不烂，繁华的背后是种种没有暴露的隐患。对新占领的土地，韩国是拉拢一批地方豪族，打压一批地方豪族，重用当地出身的士子。百姓们总是对本地的士子更加信任。所谓本地的士子不一定非要是本县的士子，只要是本郡的士子，一旦成为父母官，政策执行的效率更好。
韩王当然清楚，这种现象容易滋生腐败。强龙不压地头蛇，如果本地的士子成为本地的父母官，非常容易产生官员和豪族勾结，鱼肉乡里。只是，说到底，还是韩国扩张的实在太快，颍川书院虽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但相对于韩国的扩张速度来看，还是太少了。在没有大量的储备官员前，韩王只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
不过，韩王发现，自己还是小觑了自己这种容忍妥协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试图结党营私，他们似乎也清楚，现在是韩国的权宜之计，也许当各地的百姓归心后，他们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失去了权势。当然，也有不少士子觉得，这是自己表现的机会。只要自己做出政绩，无论是出于维护声誉的必要还是为了维持稳定，韩国都不会弃用自己。
前者人数虽少，但联合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朝中有人。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放之天下而皆准。因此，青州的官员就去找关系，交好齐人出身的郎中令蒙骜；东郡、砀郡、河内的官员就去想方设法拜见御史大夫范睢；徐州的官员就去找楚国人出身的太仆黄勃。冀州的官员就想要交好卫尉李牧。
韩王当然愿意相信蒙骜、李牧、范睢、黄勃对自己的忠心，也愿意相信他们不过是利用地方官员稳住当地的时局，但韩王心里面依然不舒服。尤其是李牧、蒙骜在收受了冀州、青州官员送出的礼物后，心里就更加不舒服！
人总是会变的，但一个历史时空下忠贞不渝的死节之臣，在另一个时空也许就是十恶不赦的奸臣贼子。在太尉的人选问题上，手底下大臣的反应也似乎越来越证明，党派已经渐渐形成。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们还是会一致对外。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大事上，分歧会越来越大。
韩王将这一切都冷眼看在眼里，看着各国如同跳梁小丑一样上蹿下跳，试图加深韩国朝堂上各个派系的裂隙，分化、离间韩国，想要让韩国陷入内耗。也看着李牧、蒙骜的坐视不理，其实心中对太尉一职很是期望。
李牧、蒙骜都是难得的良将，韩王并不想因为一个尚未成为事实的由头就对他们弃之不用。在对不识趣要求自己尽快任命太尉的官员小施惩戒后，李牧、蒙骜终于恍然大悟，划清了和冀州、青州官员的关系。张平、范睢等人也醒悟过来。这让韩王心里很是安慰。
但安慰并不代表就将此事轻轻揭过去。人总是善忘的，没有足够的教训，人永远不会记得自己所犯的错误。
韩王要让群臣知道，能够主宰决定韩国命运的，只能是自己。能够决定太尉人选的，依然只能是自己。群臣的职责是贯彻自己的命令，提出建议，而不是动不动就拿国家的安稳来说事，逼迫自己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
另一方面，韩王也知道，无论是任命李牧做太尉，还是任命蒙骜做太尉，都不可避免的伤了另外一人的心。两人资历、功劳相差无几，实在难以取舍。这个时候，反而不如另选一人，打破僵局。能够教出张良这样大才的黄石公——魏辙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