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官军放松警惕，流寇按照投降协议集结部队，然后向王朴所部发起突袭。
十余万流寇突然发起攻击，王朴哪里抵挡得住？一冲即溃，流寇就此逃出了包围圈。
得知流寇逃出生天，朱由检大怒，将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然后一脚将桌子踹翻。随后下令严惩王朴，同时下令各部追击。
看着朱由检一脸铁青，脖子上的青筋都凸现出来，王承恩轻轻叹了口气，心道：“好好地李景你不用，偏偏调了一个废物去围剿流寇。”
摇了摇头，王承恩转头看向西北方向，不知曹文诏准备的怎么样了，也不知李景是不是亲自去了大同。
在平阳府待了一段时间，对李景王承恩还是有一些了解，王承恩知道李景并没把流寇当一回事儿，李景真正的目标乃是蒙古和东虏。
而且李景显然比袁崇焕靠谱的多，袁崇焕跟朱由检上的五年平辽之策都是虚的，李景却在默默地积蓄力量。
王承恩相信，一旦东虏进犯大同，李景决不会坐视不理。哪怕他自己不去，也会派一支部队前去。
如果说朝堂之中谁对李景最了解，恐怕就只有王承恩了。
王承恩判断的很准，李景确实亲自到了大同。
当朱由检任命曹文诏为大同总兵的时候，曹文诏拿流寇撒了口气，随后返回山西。
但是到了山西以后，曹文诏并没有马上率兵开赴大同。
曹文诏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从他带着关宁铁骑到了平阳府，他就算正式投入到李景的麾下了。
以前关宁铁骑对曹文诏绝对忠心，但是拿了李景的高额军饷之后，曹文诏知道，关宁铁骑恐怕已经倒向李景了。
到了平阳府以后关宁铁骑得军饷猛然提高一大截，这些人自然知道这都是李景给的钱。当兵的心思其实非常简单，拿谁的粮饷给谁卖命。
而且经过这一仗，曹文诏知道自己的手下已经完全成了李景的手下。
原因很简单，当李景的部下打仗太有安全感了，敌人不等看清他们的眉目就已经成片被撂倒，根本不用近身去拼命，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每次打仗都得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别说士兵，就连曹文诏都觉得现在打仗实在是太轻松了。
不过曹文诏也知道，这样的部队作战绝对离不开后勤保障，因为弹药消耗的实在是太快太大了。
这次出征曹文诏只带了八千士兵，但是前前后后共消耗了上千发炮弹以及近十万发子弹。
这还是打流寇，流寇打仗向来是人多欺负人少，动辄数千人一拥而上，面对这么多敌人，虽不敢说弹无虚发，但是三发子弹打中一名敌人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跟后金的骑兵作战就不同了，骑兵虽然也有阵型，但是排的非常松散，太密集的话会阻碍马匹的行动。
面对松散的敌人，而且是机动性极快的敌人，子弹的消耗必然更大。
这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根本支撑不了一次大型的战役。
正因为如此，李景才放心地把部队交给曹文诏指挥。而曹文诏带着这样的部队打了几仗之后也明白其中的关窍。
因此，当曹文诏率部返回山西以后并没有马上开赴大同，而是回到了平阳府，并且在回到平阳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交兵权。
李景自然明白曹文诏此举的用意，只是笑着拍了拍曹文诏的手，让他放心带兵。
对曹文诏指挥作战的能力李景是非常放心的，在战术实施方面，大明朝现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曹文诏。
不过有一个李景对曹文诏是不大放心的，那就是曹文诏还不熟悉新式武器的性能。
新式武器有两大缺陷，第一个是怕弹药潮湿，在雨天作战武器经常不能正常使用。
第二个缺陷就是怕冷。
军工厂在生产炸药的时候也生产了一些甘油，但是这种甘油只能起防锈的作用，根本不能防冻。
没有防冻甘油保护武器，天气寒冷的时候，枪栓经常被冻住。
打仗时如果拉不开枪栓，士兵的武器就跟没有一样。
因此李景对枪支的维护异常重视，同样，在冬季作战时，对士兵的军帐保暖问题也异常重视。
夜间，士兵的武器必须放在军帐之中，就怕一旦冻住，士兵丧失战斗能力。
武器缺陷乃是济世军最大的军事机密，就连济世军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秘密一旦泄露，难保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来打济世军的主意。
这次李景要在大同给后金一个教训，对武器的防护自然更加重视，为此，李景特意从军工厂抽调了一批技工。
如果这次出征的部队全部是李景的嫡系，李景自然放心把技工交给心腹将领，但是曹文诏不行，虽然曹文诏已经投入到自己的麾下，但是从骨子里曹文诏对皇上还是忠心的。
一旦曹文诏把技工送给朝廷，李景便失去了制衡朝廷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李景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到大同走一趟，只要李景在，谁也不敢动任何心思。
另外李景决定到大同还有一个用意，因为只要济世军正常发挥，此战胜利是肯定的。可是当曹文诏取胜之际，难保他不冒出别的想法，甚至朱由检都会下令曹文诏乘胜追击，那就有违李景的本意了。
李景此战虽然要教训后金，但必须要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既要打败后金，还不能打的太狠。
暂时李景还需要后金牵制朱由检，不能让朱由检把精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而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非得李景亲自在场不可。
当日李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袁可立之后，袁可立也深以为然。
眼下山西境内高迎祥和李自成逃进了太岳山，剿是剿不了的，只能监视他们别到处乱窜，尤其别在李景的地盘闹事儿。
但是高迎祥和李自成真的想要逃出去的话，李景也无法阻挡。
实际上李景现在已经失去了流寇这个挡箭牌，如果再没有后金这个挡箭牌，朱由检自然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对付李景上面。
那时李景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在跟袁可立商议了一番之后，李景决定亲赴大同。
对于李景要到大同曹文诏自无不同意见，曹文诏也想见识一下李景指挥打仗的水平。
不过李景却婉拒了曹文诏的提议，他到大同并不是要曹文诏的指挥权。
如果他那样做了，曹文诏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一定认为李景这是不放心他。
让下属猜忌自己，这样的蠢事李景是决不会做的。
当时李景笑着告诉曹文诏，实战指挥依然由曹文诏担任，他只负责帮曹文诏参谋一下。
对李景此举曹文诏十分感动，曹文诏很清楚，在济世军当中，有李景在的情况下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只有高奇一人。
不是李景不放权，而是有李景在场，诸将生怕出错，自然而然地要跟李景请示，这主要是其余诸将对自己信心不足造成的。
高奇是李景最先重用的，哪怕李景不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在信心方面远比诸将强得多。
现在李景让曹文诏指挥，至少是把曹文诏放在跟高奇同等的地位上。
其实李景是非常不喜欢诸将事事都跟自己请示的，李景希望手下的将领都能独当一面，但是暂时李景手下的诸将显然还不具有这个能力。
可是曹文诏无疑是有这个能力的。
曹文诏身经百战，从一名小兵做到总兵，可以说什么样的场面都经历过，信心方面绝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对曹文诏这样的名将都做不到放权，那李景恐怕不比朱由检高明到哪里去。
崇祯六年九月中旬，李景和曹文诏率领两万大军开赴大同，平阳府一切事务交给袁可立和高奇处理。
由于事先早有准备，大军行动极为迅速。
曹文诏乃是大同人，对大同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大军抵达之后，马上开始布防。
而李景则静下心来研究后金的动向。
李景虽然对满清不感冒，但是对清朝的几位皇帝还是比较佩服的，尤其是对康熙和雍正这两位皇帝最为佩服。
在李景佩服的这几位皇帝当中还有一位就是皇太极。
清朝能有后期的基业实际上有一多半是皇太极的功劳，正是皇太极重用汉臣，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才得到汉人的拥护。
不过皇太极此时的地位并不稳固，本身皇太极能当上后金的大汗，乃是得到大哥代善及其子岳托和萨哈廉的支持才得以继位。
另外皇太极虽为大汗，但是权力却并未掌握在他一人之手，而是分属四人，这四人分别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自己，也就是俗称的四大贝勒。
崇祯四年，皇太极就以永平之战失利的理由将阿敏幽禁，次年，莽古尔泰跟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然拔刀相向，被皇太极借机革去贝勒衔。
崇祯六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而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以突出汗位独尊的地位，继而迅疾消除异己，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的势力，使大权得到了巩固。
十余万流寇突然发起攻击，王朴哪里抵挡得住？一冲即溃，流寇就此逃出了包围圈。
得知流寇逃出生天，朱由检大怒，将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然后一脚将桌子踹翻。随后下令严惩王朴，同时下令各部追击。
看着朱由检一脸铁青，脖子上的青筋都凸现出来，王承恩轻轻叹了口气，心道：“好好地李景你不用，偏偏调了一个废物去围剿流寇。”
摇了摇头，王承恩转头看向西北方向，不知曹文诏准备的怎么样了，也不知李景是不是亲自去了大同。
在平阳府待了一段时间，对李景王承恩还是有一些了解，王承恩知道李景并没把流寇当一回事儿，李景真正的目标乃是蒙古和东虏。
而且李景显然比袁崇焕靠谱的多，袁崇焕跟朱由检上的五年平辽之策都是虚的，李景却在默默地积蓄力量。
王承恩相信，一旦东虏进犯大同，李景决不会坐视不理。哪怕他自己不去，也会派一支部队前去。
如果说朝堂之中谁对李景最了解，恐怕就只有王承恩了。
王承恩判断的很准，李景确实亲自到了大同。
当朱由检任命曹文诏为大同总兵的时候，曹文诏拿流寇撒了口气，随后返回山西。
但是到了山西以后，曹文诏并没有马上率兵开赴大同。
曹文诏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从他带着关宁铁骑到了平阳府，他就算正式投入到李景的麾下了。
以前关宁铁骑对曹文诏绝对忠心，但是拿了李景的高额军饷之后，曹文诏知道，关宁铁骑恐怕已经倒向李景了。
到了平阳府以后关宁铁骑得军饷猛然提高一大截，这些人自然知道这都是李景给的钱。当兵的心思其实非常简单，拿谁的粮饷给谁卖命。
而且经过这一仗，曹文诏知道自己的手下已经完全成了李景的手下。
原因很简单，当李景的部下打仗太有安全感了，敌人不等看清他们的眉目就已经成片被撂倒，根本不用近身去拼命，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每次打仗都得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别说士兵，就连曹文诏都觉得现在打仗实在是太轻松了。
不过曹文诏也知道，这样的部队作战绝对离不开后勤保障，因为弹药消耗的实在是太快太大了。
这次出征曹文诏只带了八千士兵，但是前前后后共消耗了上千发炮弹以及近十万发子弹。
这还是打流寇，流寇打仗向来是人多欺负人少，动辄数千人一拥而上，面对这么多敌人，虽不敢说弹无虚发，但是三发子弹打中一名敌人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跟后金的骑兵作战就不同了，骑兵虽然也有阵型，但是排的非常松散，太密集的话会阻碍马匹的行动。
面对松散的敌人，而且是机动性极快的敌人，子弹的消耗必然更大。
这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根本支撑不了一次大型的战役。
正因为如此，李景才放心地把部队交给曹文诏指挥。而曹文诏带着这样的部队打了几仗之后也明白其中的关窍。
因此，当曹文诏率部返回山西以后并没有马上开赴大同，而是回到了平阳府，并且在回到平阳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交兵权。
李景自然明白曹文诏此举的用意，只是笑着拍了拍曹文诏的手，让他放心带兵。
对曹文诏指挥作战的能力李景是非常放心的，在战术实施方面，大明朝现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曹文诏。
不过有一个李景对曹文诏是不大放心的，那就是曹文诏还不熟悉新式武器的性能。
新式武器有两大缺陷，第一个是怕弹药潮湿，在雨天作战武器经常不能正常使用。
第二个缺陷就是怕冷。
军工厂在生产炸药的时候也生产了一些甘油，但是这种甘油只能起防锈的作用，根本不能防冻。
没有防冻甘油保护武器，天气寒冷的时候，枪栓经常被冻住。
打仗时如果拉不开枪栓，士兵的武器就跟没有一样。
因此李景对枪支的维护异常重视，同样，在冬季作战时，对士兵的军帐保暖问题也异常重视。
夜间，士兵的武器必须放在军帐之中，就怕一旦冻住，士兵丧失战斗能力。
武器缺陷乃是济世军最大的军事机密，就连济世军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秘密一旦泄露，难保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来打济世军的主意。
这次李景要在大同给后金一个教训，对武器的防护自然更加重视，为此，李景特意从军工厂抽调了一批技工。
如果这次出征的部队全部是李景的嫡系，李景自然放心把技工交给心腹将领，但是曹文诏不行，虽然曹文诏已经投入到自己的麾下，但是从骨子里曹文诏对皇上还是忠心的。
一旦曹文诏把技工送给朝廷，李景便失去了制衡朝廷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李景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到大同走一趟，只要李景在，谁也不敢动任何心思。
另外李景决定到大同还有一个用意，因为只要济世军正常发挥，此战胜利是肯定的。可是当曹文诏取胜之际，难保他不冒出别的想法，甚至朱由检都会下令曹文诏乘胜追击，那就有违李景的本意了。
李景此战虽然要教训后金，但必须要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既要打败后金，还不能打的太狠。
暂时李景还需要后金牵制朱由检，不能让朱由检把精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而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非得李景亲自在场不可。
当日李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袁可立之后，袁可立也深以为然。
眼下山西境内高迎祥和李自成逃进了太岳山，剿是剿不了的，只能监视他们别到处乱窜，尤其别在李景的地盘闹事儿。
但是高迎祥和李自成真的想要逃出去的话，李景也无法阻挡。
实际上李景现在已经失去了流寇这个挡箭牌，如果再没有后金这个挡箭牌，朱由检自然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对付李景上面。
那时李景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在跟袁可立商议了一番之后，李景决定亲赴大同。
对于李景要到大同曹文诏自无不同意见，曹文诏也想见识一下李景指挥打仗的水平。
不过李景却婉拒了曹文诏的提议，他到大同并不是要曹文诏的指挥权。
如果他那样做了，曹文诏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一定认为李景这是不放心他。
让下属猜忌自己，这样的蠢事李景是决不会做的。
当时李景笑着告诉曹文诏，实战指挥依然由曹文诏担任，他只负责帮曹文诏参谋一下。
对李景此举曹文诏十分感动，曹文诏很清楚，在济世军当中，有李景在的情况下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只有高奇一人。
不是李景不放权，而是有李景在场，诸将生怕出错，自然而然地要跟李景请示，这主要是其余诸将对自己信心不足造成的。
高奇是李景最先重用的，哪怕李景不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在信心方面远比诸将强得多。
现在李景让曹文诏指挥，至少是把曹文诏放在跟高奇同等的地位上。
其实李景是非常不喜欢诸将事事都跟自己请示的，李景希望手下的将领都能独当一面，但是暂时李景手下的诸将显然还不具有这个能力。
可是曹文诏无疑是有这个能力的。
曹文诏身经百战，从一名小兵做到总兵，可以说什么样的场面都经历过，信心方面绝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对曹文诏这样的名将都做不到放权，那李景恐怕不比朱由检高明到哪里去。
崇祯六年九月中旬，李景和曹文诏率领两万大军开赴大同，平阳府一切事务交给袁可立和高奇处理。
由于事先早有准备，大军行动极为迅速。
曹文诏乃是大同人，对大同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大军抵达之后，马上开始布防。
而李景则静下心来研究后金的动向。
李景虽然对满清不感冒，但是对清朝的几位皇帝还是比较佩服的，尤其是对康熙和雍正这两位皇帝最为佩服。
在李景佩服的这几位皇帝当中还有一位就是皇太极。
清朝能有后期的基业实际上有一多半是皇太极的功劳，正是皇太极重用汉臣，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才得到汉人的拥护。
不过皇太极此时的地位并不稳固，本身皇太极能当上后金的大汗，乃是得到大哥代善及其子岳托和萨哈廉的支持才得以继位。
另外皇太极虽为大汗，但是权力却并未掌握在他一人之手，而是分属四人，这四人分别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自己，也就是俗称的四大贝勒。
崇祯四年，皇太极就以永平之战失利的理由将阿敏幽禁，次年，莽古尔泰跟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然拔刀相向，被皇太极借机革去贝勒衔。
崇祯六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而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以突出汗位独尊的地位，继而迅疾消除异己，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的势力，使大权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