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些角度来说，李景抓权抓地非常凶残，但是该放权的时候也绝对放权。
李景很清楚自己该抓什么该放什么，李景知道，如果下属没有做主的权力，事事都要请示的话，那累死李景也做不了那么多的工作。
但是放权不代表放任不管，为了监督官员不滥用权力，于是李景成立了专管官员的都察院。
不过都察院督查的是县级以上的官员，下面的官员只能靠县令管辖，这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于是李景才决定成立民情署。
成立这些部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李景渐渐建立起来的制度。
制度，李景最终要做得就是用制度来管理官员，而不是靠人来管理官员。
实际上制度就是法律，违反了制度就是违反了律法，违反律法必然要受到惩处。
不过李景也知道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欲速则不达，做得太过的话只会适得其反，必须要给官员们一个适应的阶段，在官员们逐渐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制度。
另外就算再严谨地制度也免不了会有漏洞，会被人钻空子，因此必须要有人来维护制度。
而要想维护住制度不能靠官员，必须靠老百姓，民情署就是老百姓维护自己利益的部门，同时也是维护制度的基础部门。
当乡亲们从自家取出他们认为的好东西来款待李景的时候，李景用最直白的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这些百姓。
可惜就算李景讲的再直白，老百姓大多也还是听不懂。
因为自古以来都是当官儿的管老百姓，还从来没有过老百姓管当官儿的。
李景设置的民情署让老百姓监督当官的，老百姓自然不敢相信。
见乡亲们一副懵懵懂懂地样子，李景轻轻叹了口气，知道要让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观念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
跟乡亲们聊了会儿天，吃了点乡亲们带的东西，李景带着众官员到几户人家看了看，然后才来到盐场。
在盐场考察了两天后，王承恩终于弄明白李景是如何处理盐政的，随即跟李景告辞。
而李景并未食言，在王承恩临走时给他开了张二十万两银子的兑票，同时筹集了一万石粮食送给王承恩。
看到李景送给自己的几乎都是红薯，马铃薯和玉米之类的粮食，王承恩知道这些粮食其实都是种子，李景这是让自己把这些作物推广下去。
应该说朱由检对王承恩的话还是比较信服的，在王承恩回京后不久，朱由检便下诏在北方诸行省推广这几种高产作物。
可惜的是王承恩带回京这么多信息，朱由检只做了这一件，对李景别的建议，朱由检根本不予理会。
而且似乎想跟李景证明点什么，随后朱由检便任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北直隶（河北）以及河南等省军务。
听到这个任命，李景叹了口气，无论是洪承畴还是曹文诏显然都比陈奇瑜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可是朱由检偏偏任命这个人，不知道是朱由检特意跟自己打擂台还是不信任洪承畴和曹文诏两人。
不过这时候，李景已经没有精力关注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时洪洞县那里传来一个李景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洪洞县出现瘟疫了！
接到瘟疫爆发的消息，李景马上召集平阳府所有的官员，命他们密切关注瘟疫传播的方向，同时发布命令，凡是感染瘟疫的人，必须到制定地点接受治疗。
另外李景还命人张贴布告，告诉百姓不得饮用生水，凡是有老鼠出没的地方必须撒上熟石灰，不管是何种动物的尸首，必须用火焚烧，不得随意掩埋……
随着李景一项项命令发出去，平阳府上下迅速行动起来。
由于李景应对及时，措施得当，瘟疫并没有在平阳府传播开来。
但是李景随即接到消息，泽州方面出现了问题，瘟疫传到泽州去了。
对此李景也是十分地无奈，因为泽州地区除了陵川属于李景的势力范围，其余各地根本就不理会李景，对李景的提醒根本是置若罔闻。
另外泽州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流寇的控制之下，流寇向来是无组织无纪律，就算得了李景的提醒，也无法阻止瘟疫传播。
流寇阻止不了瘟疫的传播也就罢了，最让李景无法容忍的是流寇自身也成为瘟疫的传播者。
被瘟疫闹得人心惶惶地流寇不敢继续留在泽州，分成数路向周边地区逃窜。
王自用率部翻过太行山窜入济源，高迎祥则率部北上进入潞安府。
沿路不断有感染瘟疫的流寇倒毙，同时又把瘟疫传到所经之处。
出现这种情形别说李景，谁来了都没用，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不是说把患病的人杀了就可以的，还需要处理掉尸首。否则的话，疫情只会越来越重。
但是李景的士兵并没有什么防毒面具，一旦跟患病的人接触，难免会被传染，一旦被传染带回城里，那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平阳府的人口大约有两百多万近三百万，李景不可能不考虑这些人的生命安全，一旦把瘟疫引到平阳府，李景多年的心血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可是流寇所经之处，瘟疫蔓延，以李景估计，至少会有数十万人因此而死亡。
眼看着几十万人死去，李景却束手无策，心中的滋味实难言表。
李景知道，现在这种情形唯有等待，等待冬天到来。
到了冬天，老鼠便会钻入洞里，瘟疫最大的传播来源便会消失，那时瘟疫才会慢慢随之消失。
可是现在刚刚进入夏季，离冬天至少也要五六个月，也就是说瘟疫至少还会肆虐半年，半年以后会是什么情景李景实难想象。
以前李景总怕冬天来得太快，现在却盼着冬天快快到来。
另外瘟疫一出，李景的生意大受影响，由于外面瘟疫肆虐，平阳府的商人根本不敢外出，所有工厂生产的物资都挤压了下来，就连盐都不敢外运，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一时间李景的资金压力顿时大增。
这一日，李景坐在书房正苦思对策，亲兵回报虞乐亭求见。
听说虞乐亭求见，李景叹了口气，知道盐厂贪腐的案子查的差不多了。
待虞乐亭走进书房，李景见他一脸疲惫的神色，急忙止住虞乐亭给自己行礼，倒了杯茶递给虞乐亭道：“俊扬，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虞乐亭接过茶杯放在几上，抱了抱拳道：“辛苦一点倒算不了什么，关键是能把大帅交代的事情办妥。”
说着虞乐亭从袖中取出一本账册递给李景道：“大帅，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您请过目。”
李景接过账册打开仔细看了一遍，凝眉思索了一会儿，转头对亲兵说道：“你去把先生请过来。”
那亲兵领命，疾步出房。
用手轻轻敲击着几案，李景琢磨了一会儿道：“俊扬，按你的意思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处理？”
虞乐亭不假思索道：“这些人所犯之罪死有余辜，依下官之见，全部斩杀。”
李景微微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见李景不语，虞乐亭知道自己的答案恐怕不合李景的心意，当下不敢再说，只是默默喝茶。
过了一会儿，亲兵扶着袁可立过来，李景急忙起身给袁可立让座。
待袁可立坐下，李景给袁可立倒了杯茶，然后把那本账册轻轻放在袁可立面前：“先生，您老看看。”
袁可立点了点头，接过账册仔细地看了起来。
过了良久，袁可立抬起头看向李景道：“济民，可是有些犹豫这些人该不该杀？”
李景轻轻点了点头道：“是啊！这里面很多都是盐商，如果杀了这些盐商，那以前他们铺下的商路就要断了，尤其跟蒙古方面的商路断了实在可惜。”
袁可立微微颔首，沉吟了一会儿道：“按说这些人所犯之罪，杀了实不为过，不过你所虑极是，要是换了盐商，重新打通蒙古方面的商道确实又要费极大的周折，如果这几个盐商不杀，那就不能杀别的盐商，不杀盐商，那些官员就不能杀，这事儿确实有些为难。”
李景轻轻点了点头，李景制定的新律规定，受贿和行贿的罪名相同，也就是说，账册里这些人的罪名都是一样的，要杀就得全杀，要不杀就一个不能杀。
对于杀贪官李景自然不会手软，不过牵涉到跟蒙古的交易，李景就不得不慎重一些。
要知道打通蒙古的商路并不容易，这可不光是单单卖点食盐这么简单，盐茶棉花铁器等等这些都是来钱的生意，铺这么一条商路没有几年的时间根本别想。
李景日后肯定要跟蒙古方面动兵，但是要征服蒙古不能全靠武力，有时经济征服比武力更加好用。
而如果在动武之前，有经济开路，那么动武的时候就会事半功倍。
杀几个人是小事，但李景决不能因为杀几个人却影响日后的大计。
如果说谁最了解李景的心思，自然非袁可立莫属，可以说袁可立看完账册就知道李景不想杀这批人。
最为一名政治家，有时候必须为大局考虑，李景能想的如此深远，袁可立自然大是欣慰。
但是这些人的罪名放在那里，不杀的话，总得有个理由。
当然李景是决不会自己亲自为这些人开脱的，得别人帮李景说这个话，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
不过替李景说这话的人一定要有力度，而且还得有权管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还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很显然，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自然非袁可立莫属。
高奇和沈正虽然也有这个力度，不过他俩一个不管民事，一个是李景的岳父，如果他俩替犯人求情，那是不合身份的。
李景很清楚自己该抓什么该放什么，李景知道，如果下属没有做主的权力，事事都要请示的话，那累死李景也做不了那么多的工作。
但是放权不代表放任不管，为了监督官员不滥用权力，于是李景成立了专管官员的都察院。
不过都察院督查的是县级以上的官员，下面的官员只能靠县令管辖，这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于是李景才决定成立民情署。
成立这些部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李景渐渐建立起来的制度。
制度，李景最终要做得就是用制度来管理官员，而不是靠人来管理官员。
实际上制度就是法律，违反了制度就是违反了律法，违反律法必然要受到惩处。
不过李景也知道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欲速则不达，做得太过的话只会适得其反，必须要给官员们一个适应的阶段，在官员们逐渐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制度。
另外就算再严谨地制度也免不了会有漏洞，会被人钻空子，因此必须要有人来维护制度。
而要想维护住制度不能靠官员，必须靠老百姓，民情署就是老百姓维护自己利益的部门，同时也是维护制度的基础部门。
当乡亲们从自家取出他们认为的好东西来款待李景的时候，李景用最直白的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这些百姓。
可惜就算李景讲的再直白，老百姓大多也还是听不懂。
因为自古以来都是当官儿的管老百姓，还从来没有过老百姓管当官儿的。
李景设置的民情署让老百姓监督当官的，老百姓自然不敢相信。
见乡亲们一副懵懵懂懂地样子，李景轻轻叹了口气，知道要让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观念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
跟乡亲们聊了会儿天，吃了点乡亲们带的东西，李景带着众官员到几户人家看了看，然后才来到盐场。
在盐场考察了两天后，王承恩终于弄明白李景是如何处理盐政的，随即跟李景告辞。
而李景并未食言，在王承恩临走时给他开了张二十万两银子的兑票，同时筹集了一万石粮食送给王承恩。
看到李景送给自己的几乎都是红薯，马铃薯和玉米之类的粮食，王承恩知道这些粮食其实都是种子，李景这是让自己把这些作物推广下去。
应该说朱由检对王承恩的话还是比较信服的，在王承恩回京后不久，朱由检便下诏在北方诸行省推广这几种高产作物。
可惜的是王承恩带回京这么多信息，朱由检只做了这一件，对李景别的建议，朱由检根本不予理会。
而且似乎想跟李景证明点什么，随后朱由检便任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北直隶（河北）以及河南等省军务。
听到这个任命，李景叹了口气，无论是洪承畴还是曹文诏显然都比陈奇瑜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可是朱由检偏偏任命这个人，不知道是朱由检特意跟自己打擂台还是不信任洪承畴和曹文诏两人。
不过这时候，李景已经没有精力关注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时洪洞县那里传来一个李景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洪洞县出现瘟疫了！
接到瘟疫爆发的消息，李景马上召集平阳府所有的官员，命他们密切关注瘟疫传播的方向，同时发布命令，凡是感染瘟疫的人，必须到制定地点接受治疗。
另外李景还命人张贴布告，告诉百姓不得饮用生水，凡是有老鼠出没的地方必须撒上熟石灰，不管是何种动物的尸首，必须用火焚烧，不得随意掩埋……
随着李景一项项命令发出去，平阳府上下迅速行动起来。
由于李景应对及时，措施得当，瘟疫并没有在平阳府传播开来。
但是李景随即接到消息，泽州方面出现了问题，瘟疫传到泽州去了。
对此李景也是十分地无奈，因为泽州地区除了陵川属于李景的势力范围，其余各地根本就不理会李景，对李景的提醒根本是置若罔闻。
另外泽州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流寇的控制之下，流寇向来是无组织无纪律，就算得了李景的提醒，也无法阻止瘟疫传播。
流寇阻止不了瘟疫的传播也就罢了，最让李景无法容忍的是流寇自身也成为瘟疫的传播者。
被瘟疫闹得人心惶惶地流寇不敢继续留在泽州，分成数路向周边地区逃窜。
王自用率部翻过太行山窜入济源，高迎祥则率部北上进入潞安府。
沿路不断有感染瘟疫的流寇倒毙，同时又把瘟疫传到所经之处。
出现这种情形别说李景，谁来了都没用，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不是说把患病的人杀了就可以的，还需要处理掉尸首。否则的话，疫情只会越来越重。
但是李景的士兵并没有什么防毒面具，一旦跟患病的人接触，难免会被传染，一旦被传染带回城里，那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平阳府的人口大约有两百多万近三百万，李景不可能不考虑这些人的生命安全，一旦把瘟疫引到平阳府，李景多年的心血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可是流寇所经之处，瘟疫蔓延，以李景估计，至少会有数十万人因此而死亡。
眼看着几十万人死去，李景却束手无策，心中的滋味实难言表。
李景知道，现在这种情形唯有等待，等待冬天到来。
到了冬天，老鼠便会钻入洞里，瘟疫最大的传播来源便会消失，那时瘟疫才会慢慢随之消失。
可是现在刚刚进入夏季，离冬天至少也要五六个月，也就是说瘟疫至少还会肆虐半年，半年以后会是什么情景李景实难想象。
以前李景总怕冬天来得太快，现在却盼着冬天快快到来。
另外瘟疫一出，李景的生意大受影响，由于外面瘟疫肆虐，平阳府的商人根本不敢外出，所有工厂生产的物资都挤压了下来，就连盐都不敢外运，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一时间李景的资金压力顿时大增。
这一日，李景坐在书房正苦思对策，亲兵回报虞乐亭求见。
听说虞乐亭求见，李景叹了口气，知道盐厂贪腐的案子查的差不多了。
待虞乐亭走进书房，李景见他一脸疲惫的神色，急忙止住虞乐亭给自己行礼，倒了杯茶递给虞乐亭道：“俊扬，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虞乐亭接过茶杯放在几上，抱了抱拳道：“辛苦一点倒算不了什么，关键是能把大帅交代的事情办妥。”
说着虞乐亭从袖中取出一本账册递给李景道：“大帅，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您请过目。”
李景接过账册打开仔细看了一遍，凝眉思索了一会儿，转头对亲兵说道：“你去把先生请过来。”
那亲兵领命，疾步出房。
用手轻轻敲击着几案，李景琢磨了一会儿道：“俊扬，按你的意思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处理？”
虞乐亭不假思索道：“这些人所犯之罪死有余辜，依下官之见，全部斩杀。”
李景微微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见李景不语，虞乐亭知道自己的答案恐怕不合李景的心意，当下不敢再说，只是默默喝茶。
过了一会儿，亲兵扶着袁可立过来，李景急忙起身给袁可立让座。
待袁可立坐下，李景给袁可立倒了杯茶，然后把那本账册轻轻放在袁可立面前：“先生，您老看看。”
袁可立点了点头，接过账册仔细地看了起来。
过了良久，袁可立抬起头看向李景道：“济民，可是有些犹豫这些人该不该杀？”
李景轻轻点了点头道：“是啊！这里面很多都是盐商，如果杀了这些盐商，那以前他们铺下的商路就要断了，尤其跟蒙古方面的商路断了实在可惜。”
袁可立微微颔首，沉吟了一会儿道：“按说这些人所犯之罪，杀了实不为过，不过你所虑极是，要是换了盐商，重新打通蒙古方面的商道确实又要费极大的周折，如果这几个盐商不杀，那就不能杀别的盐商，不杀盐商，那些官员就不能杀，这事儿确实有些为难。”
李景轻轻点了点头，李景制定的新律规定，受贿和行贿的罪名相同，也就是说，账册里这些人的罪名都是一样的，要杀就得全杀，要不杀就一个不能杀。
对于杀贪官李景自然不会手软，不过牵涉到跟蒙古的交易，李景就不得不慎重一些。
要知道打通蒙古的商路并不容易，这可不光是单单卖点食盐这么简单，盐茶棉花铁器等等这些都是来钱的生意，铺这么一条商路没有几年的时间根本别想。
李景日后肯定要跟蒙古方面动兵，但是要征服蒙古不能全靠武力，有时经济征服比武力更加好用。
而如果在动武之前，有经济开路，那么动武的时候就会事半功倍。
杀几个人是小事，但李景决不能因为杀几个人却影响日后的大计。
如果说谁最了解李景的心思，自然非袁可立莫属，可以说袁可立看完账册就知道李景不想杀这批人。
最为一名政治家，有时候必须为大局考虑，李景能想的如此深远，袁可立自然大是欣慰。
但是这些人的罪名放在那里，不杀的话，总得有个理由。
当然李景是决不会自己亲自为这些人开脱的，得别人帮李景说这个话，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
不过替李景说这话的人一定要有力度，而且还得有权管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还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很显然，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自然非袁可立莫属。
高奇和沈正虽然也有这个力度，不过他俩一个不管民事，一个是李景的岳父，如果他俩替犯人求情，那是不合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