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一片的折腾和惊慌，四川与云南却是特别的平静。
这一年气候很好，风调雨顺，官府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以及百姓的劳苦耕作，粮食得到了丰收，已经备战的节度使衙门，也乘势收购了不少的粮食，悉数都储存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粮食得到了丰收，老百姓家里都有了余粮，不管是不是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至少不担心饿死了。
地方稳定，自然就会吸引百姓。
从六月份开始，京西南路一带的百姓，开始陆续朝着四川方向逃难。
刚开始人不是很多，毕竟从一马平川的京西南路，来到山高林密的四川，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路途的遥远，对前途的不确知性，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可是进入到八月，来到四川的人开始猛增。
从八月底开始，京西南路不少的富户和商贾，携家带口悉数前往四川而来，这些富户和商贾是有着敏锐判断力的，他们发现四川地方的百姓异常的稳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余粮，官府对百姓和商贾也很是客气，这样的地方，绝不会差。
当然，也有不少的商贾和富户，前往两淮而去，可惜从两淮传来的消息很不好，地方官府一般不会接纳，富户商贾若是想着进入到城池之中，必须要拿出大量的钱财，才能够达到目的，而且两淮的地方上一点都不稳定，虽说没有见到蒙古鞑子，可地方上的荒凉，以及接二连三的土匪，让不少的富户和商贾都吃了大亏。
如此一来，稳定的四川，成为了京西南路逃往之人的首选。
节度使衙门早就知道了消息，在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上面，节度使衙门是有一些争议的，节度副使郝经就认为，四川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近些年以来各级官府都是让利于民，官府本身不是很富足，骤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不少都是逃难的百姓，恐怕难以容纳。
赞成郝经不接纳观点的人也是居多的，节度使衙门的官吏几乎都清楚，大战即将来临，届时钱财用度方面恐怕会更加的紧张，若是接纳了太多的百姓，必定会消耗大量的钱财。
不过这些观点和认识，都被吴邵刚一句话给堵回去了，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郝经等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更进一步体会到了吴邵刚的雄心壮志。
逃难来到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姓，得到了地方官府的安抚，商贾和富户，基本都是朝着成都府与潼川府等地安置的，寻常的百姓则大都安置在利州东路与重庆府路等地。
官府所拥有的耕地和官田，全部拿出来租赁给这些百姓耕种，尽管说已经过了秋收季节，不过在来年春耕之前，能够将土地落到实处，让来到四川的百姓稳定下来，也算是不错了。
官府也必须拿出来一部分的粮食，让逃难的百姓不至于饿死，同时一些地方上的商贾和富户，也适当的捐赠一些钱财和粮食，让这些逃难的百姓度过难关。
上下的认识一致，要求一致，安置逃难百姓的事宜，就进行的异常的顺利。
大量的京西南路的百姓逃往到四川，居然没有出现一个流民，这简直就是奇迹。
反观两淮以及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民。
地方官府当然不会在乎，这些流浪而来的百姓，不归他们管辖，也不需要他们向朝廷禀报，具体负责处置这些百姓的官吏，则是从中大肆的捞取好处，凡是能够拿出来钱财之人，则准许进入到城池或者村镇之中，拿不出来钱财之人，毫不留情的赶走，甚至是当作匪患处置，要么关押到大牢里面去，要么是斩杀。
如此处置的办法，让流民迅速出现，不过这样的情形也是暂时的，寻常的流民，怎么可能忍受官府的驱逐与刻薄，要是就是悲愤的闭上了眼睛，要么就是被迫落草为寇了。
这就让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在两淮等诸多地方，名声很不好了，以至于江南路压根就不接受任何一个从京西南路逃难过来的百姓，不管其是什么身份。
这些情报与情况，情报署都是摸得清清楚楚，源源不断的禀报给吴邵刚。
郝经等人看见了这些情报之后，都是止不住的摇头，他们也知道了，若是四川不接纳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这些人真的就是走投无路了。
时间到了十一月，从京西南路逃难至四川各地的百姓，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万人。
其实京西南路本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当年从中原逃往过来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在京西南路以及京西北路安身了，现如今这些人的后辈大概是想不到，辛辛苦苦的从中原逃亡过来，避免遭遇到金兵以及蒙古鞑子的欺凌，可不要多少年的时间，还是陷入到颠沛流离的局面，看样子这天下真的是不太平。
三十万人，已经让四川各地感觉到吃力了，毕竟逃往的绝大部分都是寻常的百姓，不过节度使他们的命令是明确的，必须予以接纳。
到了十二月份，进入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信人数开始猛增，甚至连京西北路也有不少的百姓，开始携家带口朝着四川而来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进入四川的百姓总人数就超过了十万，这让四川与云南两地的总人口，猛增到了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或许在千年之后压根不算什么，不过想想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百姓的死伤是惨重的，加之天荒人祸，剥夺了不少人的性命，作为相对偏远的四川与云南两处地方，总人口超过了五百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人口，吴邵刚要求节度使衙门调剂了一部分的钱财，主要是与吐蕃交易获取到的钱财，下拨给各级官府，用以应对突然增加的开销。
从咸淳元年开始，四川和云南的各级官吏，执行的就是节度使衙门下发的俸禄标准，这个标准与朝廷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级官吏的俸禄悬殊不是很大，而且重点是朝着州县一级的官吏倾斜，数字不是很高，但官吏拿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绝不会存在交子。
四川与云南两地，因为军队的强悍，导致地方上稳定，物价也同样稳定，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形，不少外地来到四川和云南两地的商贾，基本都留下来做生意了，这也让两地的商贸出现了繁荣的情形。
官府征收商贸赋税是强硬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留情面的，这曾经遭遇到部分商贾的反抗，不过胳膊拗不过大腿，商贾最终还是乖乖的按照节度使衙门的要求缴纳赋税。
不过在四川与云南两地做生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担心遭遇到克扣。
每个地方都成立有商贸的行会，行会专门负责与官府进行协调，且每个行会都得到了各级官府主官的支持，若是有官吏吃拿卡要，必定遭遇到严惩。
这让在地方上做生意的商贾，很是放心，其实算起来，在两淮、京城以及江南做声的商贾，拿出来孝敬的钱财，比较上缴的税赋，数额还要高很多。
官府稳定，商贾稳定，百姓稳定，这就必定导致地方上开始迅猛的发展。
节度使衙门颁行的俸禄政策，依旧是低收入低消费的原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量的钱财必须拿出来维持军队的开销。
吴邵刚也知道这样的情形不可能长期的维持下去，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可低薪恐怕会导致大面积的贪腐，官吏若是连家人都不能够养活了，不向百姓伸手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连续多年的稳定，已经让地方上百姓基本稳定，基本都能够吃饱饭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官吏的俸禄事宜了。
咸淳三年的六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讨论，节度使衙门再次颁发新的俸禄调整方案，官吏的俸禄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上调了五成左右。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各级官吏是举双手赞成的。
尽管节度使衙门咬紧了牙关，甚至可能出现透支的情形，但还是不折不扣的给官吏增加了俸禄，此举的结果就是，各级官府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
作为云川节度使的吴邵刚，在四川与云南两地的威信，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各级官府之中，官吏想到的不是朝廷，不是皇上，而是节度使大人。
李庭芝辞去了吏部尚书职位之后，吏部几乎就没有往四川和云南两地派遣官吏，对于云川节度使衙门的奏折，也几乎没有什么回复。
与其说这是吏部对于四川与云南两地意见的发泄，倒不如说是莫可奈何。
管辖四川与云南两地官吏的，就是节度使衙门。
云川学府也开始发挥出来重大的作用，学府按照节度使衙门的要求，开始专门培训各级的官吏，同时广开门路，吸纳优秀人才进入到学府学习，经过一定的考试之后，派遣到各级的官府之中做事情。
可以说，咸淳三年对于四川与云南两地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吴邵刚的很多施政思想，在这一年开始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下去，且收到了最好的效果。
这一年气候很好，风调雨顺，官府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以及百姓的劳苦耕作，粮食得到了丰收，已经备战的节度使衙门，也乘势收购了不少的粮食，悉数都储存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粮食得到了丰收，老百姓家里都有了余粮，不管是不是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至少不担心饿死了。
地方稳定，自然就会吸引百姓。
从六月份开始，京西南路一带的百姓，开始陆续朝着四川方向逃难。
刚开始人不是很多，毕竟从一马平川的京西南路，来到山高林密的四川，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路途的遥远，对前途的不确知性，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可是进入到八月，来到四川的人开始猛增。
从八月底开始，京西南路不少的富户和商贾，携家带口悉数前往四川而来，这些富户和商贾是有着敏锐判断力的，他们发现四川地方的百姓异常的稳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余粮，官府对百姓和商贾也很是客气，这样的地方，绝不会差。
当然，也有不少的商贾和富户，前往两淮而去，可惜从两淮传来的消息很不好，地方官府一般不会接纳，富户商贾若是想着进入到城池之中，必须要拿出大量的钱财，才能够达到目的，而且两淮的地方上一点都不稳定，虽说没有见到蒙古鞑子，可地方上的荒凉，以及接二连三的土匪，让不少的富户和商贾都吃了大亏。
如此一来，稳定的四川，成为了京西南路逃往之人的首选。
节度使衙门早就知道了消息，在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上面，节度使衙门是有一些争议的，节度副使郝经就认为，四川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近些年以来各级官府都是让利于民，官府本身不是很富足，骤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不少都是逃难的百姓，恐怕难以容纳。
赞成郝经不接纳观点的人也是居多的，节度使衙门的官吏几乎都清楚，大战即将来临，届时钱财用度方面恐怕会更加的紧张，若是接纳了太多的百姓，必定会消耗大量的钱财。
不过这些观点和认识，都被吴邵刚一句话给堵回去了，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郝经等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更进一步体会到了吴邵刚的雄心壮志。
逃难来到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姓，得到了地方官府的安抚，商贾和富户，基本都是朝着成都府与潼川府等地安置的，寻常的百姓则大都安置在利州东路与重庆府路等地。
官府所拥有的耕地和官田，全部拿出来租赁给这些百姓耕种，尽管说已经过了秋收季节，不过在来年春耕之前，能够将土地落到实处，让来到四川的百姓稳定下来，也算是不错了。
官府也必须拿出来一部分的粮食，让逃难的百姓不至于饿死，同时一些地方上的商贾和富户，也适当的捐赠一些钱财和粮食，让这些逃难的百姓度过难关。
上下的认识一致，要求一致，安置逃难百姓的事宜，就进行的异常的顺利。
大量的京西南路的百姓逃往到四川，居然没有出现一个流民，这简直就是奇迹。
反观两淮以及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民。
地方官府当然不会在乎，这些流浪而来的百姓，不归他们管辖，也不需要他们向朝廷禀报，具体负责处置这些百姓的官吏，则是从中大肆的捞取好处，凡是能够拿出来钱财之人，则准许进入到城池或者村镇之中，拿不出来钱财之人，毫不留情的赶走，甚至是当作匪患处置，要么关押到大牢里面去，要么是斩杀。
如此处置的办法，让流民迅速出现，不过这样的情形也是暂时的，寻常的流民，怎么可能忍受官府的驱逐与刻薄，要是就是悲愤的闭上了眼睛，要么就是被迫落草为寇了。
这就让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在两淮等诸多地方，名声很不好了，以至于江南路压根就不接受任何一个从京西南路逃难过来的百姓，不管其是什么身份。
这些情报与情况，情报署都是摸得清清楚楚，源源不断的禀报给吴邵刚。
郝经等人看见了这些情报之后，都是止不住的摇头，他们也知道了，若是四川不接纳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这些人真的就是走投无路了。
时间到了十一月，从京西南路逃难至四川各地的百姓，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万人。
其实京西南路本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当年从中原逃往过来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在京西南路以及京西北路安身了，现如今这些人的后辈大概是想不到，辛辛苦苦的从中原逃亡过来，避免遭遇到金兵以及蒙古鞑子的欺凌，可不要多少年的时间，还是陷入到颠沛流离的局面，看样子这天下真的是不太平。
三十万人，已经让四川各地感觉到吃力了，毕竟逃往的绝大部分都是寻常的百姓，不过节度使他们的命令是明确的，必须予以接纳。
到了十二月份，进入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信人数开始猛增，甚至连京西北路也有不少的百姓，开始携家带口朝着四川而来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进入四川的百姓总人数就超过了十万，这让四川与云南两地的总人口，猛增到了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或许在千年之后压根不算什么，不过想想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百姓的死伤是惨重的，加之天荒人祸，剥夺了不少人的性命，作为相对偏远的四川与云南两处地方，总人口超过了五百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人口，吴邵刚要求节度使衙门调剂了一部分的钱财，主要是与吐蕃交易获取到的钱财，下拨给各级官府，用以应对突然增加的开销。
从咸淳元年开始，四川和云南的各级官吏，执行的就是节度使衙门下发的俸禄标准，这个标准与朝廷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级官吏的俸禄悬殊不是很大，而且重点是朝着州县一级的官吏倾斜，数字不是很高，但官吏拿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绝不会存在交子。
四川与云南两地，因为军队的强悍，导致地方上稳定，物价也同样稳定，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形，不少外地来到四川和云南两地的商贾，基本都留下来做生意了，这也让两地的商贸出现了繁荣的情形。
官府征收商贸赋税是强硬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留情面的，这曾经遭遇到部分商贾的反抗，不过胳膊拗不过大腿，商贾最终还是乖乖的按照节度使衙门的要求缴纳赋税。
不过在四川与云南两地做生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担心遭遇到克扣。
每个地方都成立有商贸的行会，行会专门负责与官府进行协调，且每个行会都得到了各级官府主官的支持，若是有官吏吃拿卡要，必定遭遇到严惩。
这让在地方上做生意的商贾，很是放心，其实算起来，在两淮、京城以及江南做声的商贾，拿出来孝敬的钱财，比较上缴的税赋，数额还要高很多。
官府稳定，商贾稳定，百姓稳定，这就必定导致地方上开始迅猛的发展。
节度使衙门颁行的俸禄政策，依旧是低收入低消费的原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量的钱财必须拿出来维持军队的开销。
吴邵刚也知道这样的情形不可能长期的维持下去，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可低薪恐怕会导致大面积的贪腐，官吏若是连家人都不能够养活了，不向百姓伸手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连续多年的稳定，已经让地方上百姓基本稳定，基本都能够吃饱饭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官吏的俸禄事宜了。
咸淳三年的六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讨论，节度使衙门再次颁发新的俸禄调整方案，官吏的俸禄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上调了五成左右。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各级官吏是举双手赞成的。
尽管节度使衙门咬紧了牙关，甚至可能出现透支的情形，但还是不折不扣的给官吏增加了俸禄，此举的结果就是，各级官府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
作为云川节度使的吴邵刚，在四川与云南两地的威信，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各级官府之中，官吏想到的不是朝廷，不是皇上，而是节度使大人。
李庭芝辞去了吏部尚书职位之后，吏部几乎就没有往四川和云南两地派遣官吏，对于云川节度使衙门的奏折，也几乎没有什么回复。
与其说这是吏部对于四川与云南两地意见的发泄，倒不如说是莫可奈何。
管辖四川与云南两地官吏的，就是节度使衙门。
云川学府也开始发挥出来重大的作用，学府按照节度使衙门的要求，开始专门培训各级的官吏，同时广开门路，吸纳优秀人才进入到学府学习，经过一定的考试之后，派遣到各级的官府之中做事情。
可以说，咸淳三年对于四川与云南两地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吴邵刚的很多施政思想，在这一年开始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下去，且收到了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