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盲文出版社来信，他们正在把我的部分文章翻译成盲文，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立即答应，并深深地感谢他们。
小时候，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教育，我们只要在路口见到一位盲人想过马路，总是立即冲过去扶持。当我们的小手挽住盲人的那一刻，就像触电似地体验到了最初的人生责任感。到了马路对岸，我们总是嫌路太窄，距离太短，舍不得放手，愿意多做一会儿“拐杖”。
当年想到这个比喻我就非常满意，觉得把自己看作别人的“拐杖”，既有三分自谦，又有七分自豪。后来，我经历了很多危难时刻，总喜欢对着同时陷于危难的朋友喊一句：“走吧，别怕，我是你的拐杖！”
奇怪的是，这样一喊，首先被救助的不是身边的朋友，而是我自己。我顷刻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相信人们只要互助，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在这一点上，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很难区分开来。以我的经验，帮助者从被帮助者那儿获得的，往往更多。
美国大富豪和大慈善家贝林先生告诉我，他在六十岁之前就达到了自己所制定的全部经济目标，突然觉得极度无聊，甚至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直到二〇〇一年三月的一天，他随手用一张轮椅帮助了一位六岁的残疾越南女孩，看到了这位女孩眼睛中闪现的光彩，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因此，他把那位女孩当作自己的老师和恩人。
为此，我要对我的盲文读者说几句话——
这些年，我走了很多路，先是寻找中华文明的一个个废墟，写出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接着又走遍了人类重大文明的发祥地，在空间对比中来了解中华文明，在时间对比中来了解今日世界，因此又写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此外，我还根据很多读者的要求，写了一本讲述如何走出人生废墟的书叫做《霜冷长河》。我已经被国际媒体称之为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历险者和考察者，但是，当盲文出版社的动议出现在我眼前，我又立即明白，我仍然是你们的“拐杖”。
人是有分工的。我这个人有很多弱项，但有足够的眼力和脚力，因此我负责赶路、考察，并把一路所见写下来，送给不便出行的学生、老者和盲人。正因为他们在期待我、阅读我，我的行走和写作就具备了意义。现在，我的读者中又增加了你们，意义就更大了。
一切都回到了小时候搀扶着盲人过马路的情景，只不过这次的路有点长。当年我不是总嫌马路太窄、距离太短吗？这次没有了这个缺憾了，我很满足。
请听我再说一句：我是你们的拐杖。
但需要加一句：你们使我的行走和写作增加了意义，因此是我精神上的拐杖。
谢谢！
余秋雨
二〇〇六年三月
小时候，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教育，我们只要在路口见到一位盲人想过马路，总是立即冲过去扶持。当我们的小手挽住盲人的那一刻，就像触电似地体验到了最初的人生责任感。到了马路对岸，我们总是嫌路太窄，距离太短，舍不得放手，愿意多做一会儿“拐杖”。
当年想到这个比喻我就非常满意，觉得把自己看作别人的“拐杖”，既有三分自谦，又有七分自豪。后来，我经历了很多危难时刻，总喜欢对着同时陷于危难的朋友喊一句：“走吧，别怕，我是你的拐杖！”
奇怪的是，这样一喊，首先被救助的不是身边的朋友，而是我自己。我顷刻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相信人们只要互助，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在这一点上，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很难区分开来。以我的经验，帮助者从被帮助者那儿获得的，往往更多。
美国大富豪和大慈善家贝林先生告诉我，他在六十岁之前就达到了自己所制定的全部经济目标，突然觉得极度无聊，甚至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直到二〇〇一年三月的一天，他随手用一张轮椅帮助了一位六岁的残疾越南女孩，看到了这位女孩眼睛中闪现的光彩，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因此，他把那位女孩当作自己的老师和恩人。
为此，我要对我的盲文读者说几句话——
这些年，我走了很多路，先是寻找中华文明的一个个废墟，写出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接着又走遍了人类重大文明的发祥地，在空间对比中来了解中华文明，在时间对比中来了解今日世界，因此又写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此外，我还根据很多读者的要求，写了一本讲述如何走出人生废墟的书叫做《霜冷长河》。我已经被国际媒体称之为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历险者和考察者，但是，当盲文出版社的动议出现在我眼前，我又立即明白，我仍然是你们的“拐杖”。
人是有分工的。我这个人有很多弱项，但有足够的眼力和脚力，因此我负责赶路、考察，并把一路所见写下来，送给不便出行的学生、老者和盲人。正因为他们在期待我、阅读我，我的行走和写作就具备了意义。现在，我的读者中又增加了你们，意义就更大了。
一切都回到了小时候搀扶着盲人过马路的情景，只不过这次的路有点长。当年我不是总嫌马路太窄、距离太短吗？这次没有了这个缺憾了，我很满足。
请听我再说一句：我是你们的拐杖。
但需要加一句：你们使我的行走和写作增加了意义，因此是我精神上的拐杖。
谢谢！
余秋雨
二〇〇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