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和安庆的起义中，光复会缴获了满清的一些库银，这使得他们目前的支付能力有了不小的提高。不过，无论是购买武器，还是雇佣人员，都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在任何时代，打仗总是非常花钱的事情。刚刚缴获这些库银的时候，陶成章和秋瑾还很天真的觉得可以这些钱能让他们支持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向民间收税呢，结果，等到陶成章拿到美国人的报价单一看，才发现，如果按照这份报价单，按照徐锡麟和已经赶到安庆的秋瑾提出的要求，这些库银全花进去都不够用。而光复会当年在宣传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宣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宣称革命之后不收税。
宣传革命之后不收税，这种招数其实并不是光复会首创的，一般来说，只要当一个朝代到了遍地都是造反的家伙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一个古怪的恶性循环，那就是：要镇压造反，就要打仗，要打仗就要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增加税收就会让还没有造反的人的负担进一步增加。而之所以遍地都是造反的，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大家的日子都越来越不好过了吗？即使那些没造反的，生活状况往往也已经窘迫极了，不过勉强支撑而已。一旦增加税收，哪怕只是一点点，就会让他们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于是他们自然就会加入到造反的一方去。然后朝廷控制的能收税的区域就进一步的减少，要镇压的暴民却更多了，这就需要更多的钱，于是更重的税收就落到更少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造反的一方中如果有人喊出“均田免粮”这类的不收税的口号，那自然是“万民归心”了。
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不但是李闯搞出了“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就连我大清，都搞出了所谓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玩意儿。当然，我大清一向是说话算数的，说不加税，就不加税。只不过我大清在税收之外，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捐”的东西。
自从1840年之后，随着一次次的对外战争的失败，对外的赔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海关的失控，各种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外国商品的打击下，国内的各种手工业呀什么的纷纷破产，再加上为了击退外国鸦片，国内大规模种植鸦片，再加上……反正就是我大清的财政状况越来越窘迫，可是开支却越来越多。于是虽然我大清特别的讲信用，说“永不加赋”，那就“永不加赋”，不过“捐”什么的不算赋税，加这个就不算说话不算话了，于是……恶性循环的苗头就冒出来了。
可是另一方面，革命者这边也有恶性竞争。首先是孙文，搞出了一个政府不收税的理念，说是只要土地国有，然后国家不收税，只收土地租金，就足以承担一切的政府开支，并提供所有的政府服务了。他保证，除了地租之外，其它的任何玩意儿都不收。当然，先不说孙先生的经济学水平如何，反正这一套，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喊得很响，但是在后来他控制住广东之后，可是从来没实行过，就像他的那个十万英里铁路计划一样。而他的后来者常凯申，即使转进到了台湾，在美国的资助下完成了“土改”，搞出了土地国有，也还是没能实现孙先生只收地租不收税的宏愿。而自称是孙先生的继承者的土鳖，搞出了著名的“土地财政”，但是还是没做到不收税。估计当年孙先生说这个，也就是出于宣传考虑罢了。
有了孙先生的榜样，光复会自然也得有所表示。尤其是在他们和同盟会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自然要有自己的说法好吸引支持了。孙先生的政府不收税计划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了，而光复会一向是反对土地国有的，（在同盟会那边，驱逐鞑胬叫做民族，建立民国叫做民权，平均地权叫做民生，合起来就叫做“三民主义”，而光复会只要求驱逐鞑胬，对于民国并不感兴趣，甚至觉得专治也许更好，至于平均地权，他们更是明确反对，以至于被戏称为“一民主义者”）自然不会搞地租代税的那一套，但是他们此前和同盟会没分家的时候，也是承诺不收税的，这种宣传手段调门一高了，就很难降低下来，结果就变成了土地固然是不能国有，但是税收也是不能收的。当然，这绝对是没有任何可行性的，光复会的高层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一段时间忙于起义准备，这个问题也就没人去管了。说到宣传，光复会在这个方面确实很不怎么样。
如今如果突然要收税，先不说失信于天下的问题，而且，光复会也根本就没有收税的能力。光复会没有那么多的人手，能控制地方，把税收上来，而原本的满清的那套体系，如果让他们去收税，先不说他们会不会中饱私囊，最后交上来的能不能保证有总量的十分之一的问题，就目前来说，这套系统在革命中瘫痪掉了，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也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的事情。
于是在和徐锡麟秋瑾商量过后，最后，陶成章决定先向美国人聘请一只小部队，并预定一批火炮和弹药。他们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军火运到的时候，局势变化了，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些军火了，那太平洋行可以帮他们将这些军火代销出去。当然运费呀折旧费呀还是要由光复会出的。
……
随着秋瑾带着光复会的精英抵达安庆，安庆的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老实说，光复会的那些精英会员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这些时间长度只有不到三个月的训练放在西方国家，只能算是过家家，任何一个列强国家，都没有把只训练了不到三个月的人物当基层军官用的道理。要知道，三个月的时间，学个军事作图都不够用。
不过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精通现代军事的人才不多，偶尔有一两个在国外受过系统的军事院校教育的，立刻就被用作中高级军官，而这些人自持身份，也不会认真教导下层军官军事理论，再加上下层军官文盲颇多，就算教，也不一定会，所以，满清新军中底层军官的素质普遍非常低。表现在战场上，就是部队底层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军队一旦受挫就容易崩盘。也正因为如此，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孙先生抱上了苏联的大腿之后，拿着金卢布办起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老实说，相比西点或者伏龙芝，学制只有三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最多也就算个速成班，出来的毕业生，放到列强国家，直接当班排长多半都不合格。但是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靠着这支学生军，kmt把北洋军阀打得屁滚尿流，这里面，基层军官素质更高，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光复会的那些经过黑水培训的会员，论及素质，恐怕还是要比黄埔速成班的要差一点，但是相比湖北新军大部分的底层军官，他们就要强了不少。所以，以这帮人为班底的队伍一抵达安庆，前来进攻安庆的湖北新军立刻就发现情况不太对劲了。
在此之前，安徽的新军是什么水平，湖北新军心里其实是有数的。安徽新军刚组建没多久，虽然买了些洋枪以及国产枪，还买了几门炮，但是训练还没多久，在湖北新军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来得及形成战斗力，只不过是拿着洋枪的旧式军队罢了，根本当不得新军二字。前面的他们和湖北新军的炮舰的炮战也最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陆炮对战舰炮，是天然的有优势的。因为在陆地上，大地是稳定不动的，这使得陆炮的射击更为准确，而舰炮在水面上，平台会摇晃，这会让炮击的精度下降不少。虽然军舰会移动这增加了对方射击的难度，但是只要玩过射击类的游戏都知道，静对动的射击难度，从来就比动对静高得多。另外，在陆地上只要稍微准备一下，就地上刨个坑，把大炮推进去，就是一个不错的工事。在和舰炮的对射中，舰炮必须直接命中才能有效的杀伤它，但是陆炮只需要命中军舰就够了，而这个目标比炮位可大多了。如果遇到陆炮那边训练有素，地形又有利，陆炮更是可以躲到反斜面后面，然后依靠观察哨给出的目标参数射击，而军舰在挨打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到射击者躲在哪里。
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安徽新军来说，实在是太过高大上了，他们根本就没有依据观察哨给出的参数射击的能力，也不会构建大炮用的掩体工事，所以只能把大炮推到江边，和湖北新军的炮舰直接对射，结果因为缺乏训练，打得又慢又不准，结果被湖北新军的炮舰炸了个稀烂。白白的浪费了那些大炮。
不过等到湖北新军的陆军到达安庆附近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安徽新军似乎也没那么不堪了，因为他们居然敢于离开了城墙，在城外设下阵地。而且那个阵地，看起来好像还相当的正规。
宣传革命之后不收税，这种招数其实并不是光复会首创的，一般来说，只要当一个朝代到了遍地都是造反的家伙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一个古怪的恶性循环，那就是：要镇压造反，就要打仗，要打仗就要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增加税收就会让还没有造反的人的负担进一步增加。而之所以遍地都是造反的，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大家的日子都越来越不好过了吗？即使那些没造反的，生活状况往往也已经窘迫极了，不过勉强支撑而已。一旦增加税收，哪怕只是一点点，就会让他们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于是他们自然就会加入到造反的一方去。然后朝廷控制的能收税的区域就进一步的减少，要镇压的暴民却更多了，这就需要更多的钱，于是更重的税收就落到更少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造反的一方中如果有人喊出“均田免粮”这类的不收税的口号，那自然是“万民归心”了。
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不但是李闯搞出了“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就连我大清，都搞出了所谓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玩意儿。当然，我大清一向是说话算数的，说不加税，就不加税。只不过我大清在税收之外，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捐”的东西。
自从1840年之后，随着一次次的对外战争的失败，对外的赔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海关的失控，各种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外国商品的打击下，国内的各种手工业呀什么的纷纷破产，再加上为了击退外国鸦片，国内大规模种植鸦片，再加上……反正就是我大清的财政状况越来越窘迫，可是开支却越来越多。于是虽然我大清特别的讲信用，说“永不加赋”，那就“永不加赋”，不过“捐”什么的不算赋税，加这个就不算说话不算话了，于是……恶性循环的苗头就冒出来了。
可是另一方面，革命者这边也有恶性竞争。首先是孙文，搞出了一个政府不收税的理念，说是只要土地国有，然后国家不收税，只收土地租金，就足以承担一切的政府开支，并提供所有的政府服务了。他保证，除了地租之外，其它的任何玩意儿都不收。当然，先不说孙先生的经济学水平如何，反正这一套，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喊得很响，但是在后来他控制住广东之后，可是从来没实行过，就像他的那个十万英里铁路计划一样。而他的后来者常凯申，即使转进到了台湾，在美国的资助下完成了“土改”，搞出了土地国有，也还是没能实现孙先生只收地租不收税的宏愿。而自称是孙先生的继承者的土鳖，搞出了著名的“土地财政”，但是还是没做到不收税。估计当年孙先生说这个，也就是出于宣传考虑罢了。
有了孙先生的榜样，光复会自然也得有所表示。尤其是在他们和同盟会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自然要有自己的说法好吸引支持了。孙先生的政府不收税计划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了，而光复会一向是反对土地国有的，（在同盟会那边，驱逐鞑胬叫做民族，建立民国叫做民权，平均地权叫做民生，合起来就叫做“三民主义”，而光复会只要求驱逐鞑胬，对于民国并不感兴趣，甚至觉得专治也许更好，至于平均地权，他们更是明确反对，以至于被戏称为“一民主义者”）自然不会搞地租代税的那一套，但是他们此前和同盟会没分家的时候，也是承诺不收税的，这种宣传手段调门一高了，就很难降低下来，结果就变成了土地固然是不能国有，但是税收也是不能收的。当然，这绝对是没有任何可行性的，光复会的高层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一段时间忙于起义准备，这个问题也就没人去管了。说到宣传，光复会在这个方面确实很不怎么样。
如今如果突然要收税，先不说失信于天下的问题，而且，光复会也根本就没有收税的能力。光复会没有那么多的人手，能控制地方，把税收上来，而原本的满清的那套体系，如果让他们去收税，先不说他们会不会中饱私囊，最后交上来的能不能保证有总量的十分之一的问题，就目前来说，这套系统在革命中瘫痪掉了，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也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的事情。
于是在和徐锡麟秋瑾商量过后，最后，陶成章决定先向美国人聘请一只小部队，并预定一批火炮和弹药。他们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军火运到的时候，局势变化了，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些军火了，那太平洋行可以帮他们将这些军火代销出去。当然运费呀折旧费呀还是要由光复会出的。
……
随着秋瑾带着光复会的精英抵达安庆，安庆的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老实说，光复会的那些精英会员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这些时间长度只有不到三个月的训练放在西方国家，只能算是过家家，任何一个列强国家，都没有把只训练了不到三个月的人物当基层军官用的道理。要知道，三个月的时间，学个军事作图都不够用。
不过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精通现代军事的人才不多，偶尔有一两个在国外受过系统的军事院校教育的，立刻就被用作中高级军官，而这些人自持身份，也不会认真教导下层军官军事理论，再加上下层军官文盲颇多，就算教，也不一定会，所以，满清新军中底层军官的素质普遍非常低。表现在战场上，就是部队底层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军队一旦受挫就容易崩盘。也正因为如此，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孙先生抱上了苏联的大腿之后，拿着金卢布办起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老实说，相比西点或者伏龙芝，学制只有三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最多也就算个速成班，出来的毕业生，放到列强国家，直接当班排长多半都不合格。但是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靠着这支学生军，kmt把北洋军阀打得屁滚尿流，这里面，基层军官素质更高，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光复会的那些经过黑水培训的会员，论及素质，恐怕还是要比黄埔速成班的要差一点，但是相比湖北新军大部分的底层军官，他们就要强了不少。所以，以这帮人为班底的队伍一抵达安庆，前来进攻安庆的湖北新军立刻就发现情况不太对劲了。
在此之前，安徽的新军是什么水平，湖北新军心里其实是有数的。安徽新军刚组建没多久，虽然买了些洋枪以及国产枪，还买了几门炮，但是训练还没多久，在湖北新军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来得及形成战斗力，只不过是拿着洋枪的旧式军队罢了，根本当不得新军二字。前面的他们和湖北新军的炮舰的炮战也最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陆炮对战舰炮，是天然的有优势的。因为在陆地上，大地是稳定不动的，这使得陆炮的射击更为准确，而舰炮在水面上，平台会摇晃，这会让炮击的精度下降不少。虽然军舰会移动这增加了对方射击的难度，但是只要玩过射击类的游戏都知道，静对动的射击难度，从来就比动对静高得多。另外，在陆地上只要稍微准备一下，就地上刨个坑，把大炮推进去，就是一个不错的工事。在和舰炮的对射中，舰炮必须直接命中才能有效的杀伤它，但是陆炮只需要命中军舰就够了，而这个目标比炮位可大多了。如果遇到陆炮那边训练有素，地形又有利，陆炮更是可以躲到反斜面后面，然后依靠观察哨给出的目标参数射击，而军舰在挨打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到射击者躲在哪里。
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安徽新军来说，实在是太过高大上了，他们根本就没有依据观察哨给出的参数射击的能力，也不会构建大炮用的掩体工事，所以只能把大炮推到江边，和湖北新军的炮舰直接对射，结果因为缺乏训练，打得又慢又不准，结果被湖北新军的炮舰炸了个稀烂。白白的浪费了那些大炮。
不过等到湖北新军的陆军到达安庆附近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安徽新军似乎也没那么不堪了，因为他们居然敢于离开了城墙，在城外设下阵地。而且那个阵地，看起来好像还相当的正规。